中國變化得太快，我們美國人未能真正了解。任何國際政治問題若無一貫的對華戰略，就無法得到解決。所以，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是，不在于中國領導人想什么，而在于美國總統奧巴馬想什么。而且，奧巴馬需要改變跟中國接觸的過時觀念。許多“冷戰”斗士希望“遏制”中國，但北京不可能被遏制，因為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太深，無法施用遏制戰略。一些人主張“接觸”，希望中國變得富有后，會更支持美國的利益，這種做法也沒有奏效。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國需要改變，同樣美國也需要改變。

　　一些人認為，中美關系最近的緊張實屬正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但任何知曉歷史的人都不會這樣看。隨著中國實力增長，來自北京的挑戰不會終結。我們必須接受，與中國的緊張關系不可避免。中美友好當前聽起來似乎不可能，但我們美國人現在的決定、奧巴馬及其團隊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仍然將使之成為可能。

　　如果我們不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國，那么將很難在美中關系上取得多少進步。人們往往看到中國的改革進展，以為鄧小平所言“致富光榮”可能也意味著“致富意味著對美國有利”。這在一些領域是事實，尤其是北京借錢給負債的美國。但在北京，一場辯論在上演：中國應走什么模式？應如何解釋其國家利益？可以信任美國嗎？

　　即便兩國領導人都希望保持良好關系，他們也不得不面對各自的國內壓力。北京一向認為，自從改革以來中國從未損害美國的核心利益，而許多美國人認為這不是事實。他們覺得中國每天都在侵害美國的利益。他們認為，中國的重商主義給美國經濟帶來危險，中國對外國公司的限制損害美國的投資。

　　反過來，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在有意損害中國的利益。美國用軍事基地包圍中國，逼迫人民幣升值，通過對臺售武和承認達賴喇嘛干涉內政。即便受西方影響頗深的中國人，如今都堅信美國想拖慢該國的崛起。

　　但是，我們與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彼此誤解。主要問題在于，中國曾是發端于西方世界的權力體系的受害者，從未像西方那樣對其有歸屬感。即便我們能解決貿易、匯率、西藏、臺灣等當前的一連串問題，主要問題仍懸而未決。

　　我們在思考中國時經常問，西方該如何適應中國的崛起。這其實已陷入誤區，因為這就好比問“我們該如何把一個大個子塞進載滿人的車里？”對這個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會增加壓迫感。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這輛載滿人的汽車”已經跑得不那么讓人滿意了。中國人質問是否可能重新設計？中國對世界體系所提的問題，也是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的。這不是說我們屈從于中國的要求，但我們應該承認的是，我們真正的挑戰不是給中國騰地方，而是以全新方式思考全球體系。

　　中國對西方世界秩序有些搖擺不定，或許這不讓人意外。畢竟，從170年前的鴉片戰爭起，中國跟西方世界的聯系是以暴力開始的，中國人眼里外國強權施加的是一個世紀的屈辱。美國人經常問為什么中國那么在乎主權，對此中國人會說，“當你被9個國家入侵后，再來問我這個問題。”

　　中國不是蘇聯。如果說莫斯科試圖通過擴張尋求安全，那么中國領導人將要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中國對與外界的碰撞感到不安，它清楚自身的弱點，中國人很可能轉而去操縱并最終改變國際體系。這種非直接、緩慢的路線，適合中國的民族性格和該國對穩定的著迷。從經濟的角度講，這意味著利用中國實力創造一種適合其需要的秩序，而不是試圖主導當前的秩序。

　　(Joshua Cooper Ramo 譯者/古雷  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4月19日提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