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中美兩大炙手可熱的籃球巨星姚明（右）和詹姆斯，亮相北京世貿天階奧運文化廣場，與民眾一同歡度奧運美好時光，向世界傳遞“和平、友誼、團結”的奧林匹克精神。圖為兩人在交流中談笑風生。 中新社發 富田 攝

　　中新網8月22日電 美國《僑報》8月22日發表時事評論文章說，北京奧運會得到了世界輿論的廣泛好評，許多報刊載文稱，奧運會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相對于中國，既然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同樣也意味著另一個時代的結束。自2001年“申奧”成功到現在，中國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辦好奧運，最強烈的意識就是展示一個走向現代文明的古國形象。當8月8日如期而至，奧運會像一道絢麗的彩虹呈現在世人面前時，也就預示著中國的“后奧運時代”即將到來。

　　文章摘錄如下：

　　對于中國“后奧運時代”的解讀，一些經濟學家曾有過樂觀的估計，認為奧運會將會使中國諸多方面出現全新景象，再加上兩年后的上海世博會，兩點一線，必將使中國的經濟飛速增長。然而，在意識形態、文化屬性方面，中西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的總體背景下，中國人越是希望通過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西方則越是希望借機改變中國，由此便注定了北京奧運會實際上不僅是賽場上的較量。

　　不過，北京奧運會的順利進行，說明了西方錯估了奧運會的價值，預示著他們在“大奧運”的競技中已經基本失敗。其實，出現這樣的結局并不新奇，早在幾個月前的火炬傳遞中已經看出，中國不但沒有被西方改變，中國的民間力量反過來卻把西方改變了。在美國、日本等一些國家首腦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后，對北京奧運會抵制最強烈的法國總統薩科齊先生也來了個180°的大轉彎。但是，一些國家首腦的“友好”姿態，并不能掩蓋其身后潛藏著的“不友好”勢力，隨著奧運會成為過去式，之前的“抵制奧運”邏輯自然會煙消云散，而新的“后奧運”邏輯也在逐漸形成。

　　平心說，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盛況空前，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中國式“集體力量”的強大。不難想象，這個結果在將來的日子里會激發中國人的自豪感，對增強凝聚力有極大的作用。但正如西方一些人反省到的問題一樣，不管任何人賦予奧運會多少主觀意識，一場體育活動即使規模再大，終究不可能改變現實中的一切。當大部分人的興奮心情平靜后，所面對的還有不少實際問題，比如就業、看病、房價等也不會因奧運會而突然出現奇跡。就像有人在電影院看完一場視覺豐盛的《夜宴》，回到家后依然喝稀粥，心理上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落差。

　　這就是所謂的“后奧運時代”表征，心態來源于之前對奧運會的幻想和誤讀，比如一些經濟學家，長期以來把洛杉磯奧運會和漢城奧運會稱為兩國經濟發展的起始因素，他們甚至總結了一套“奧運經濟”理論，依據就是韓國的快速發展和美國經濟的復蘇。其實，美國的經濟復蘇所依仗的不是奧運會，倒是美國商人尤伯斯(洛杉磯奧組委主席)把奧運會打上了商業標簽；韓國“奧運經濟”的成功，從根本上得益于國家比較小，全國近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漢城，一個城市因奧運會發展起來了，等于全國大多數人都得到了實惠。

　　中國與美國、韓國的國情不同，“后奧運時代”所面對的問題自然也不同，況且，奧林匹克運動不是以促進經濟發展為主旨，對于主辦國的真正價值，是體現在為奧運會注入了什么文化元素，并讓世界上的不同國家和民族真切了解主辦國的意愿，以達到“和平、友誼、進步”的目的。這些本質上與普通人的經濟生活無關。但也必須看到，為了實現這個“百年夢想”，中國民眾也犧牲了很多個體利益，如果奧運會后一切恢復原狀，人們所付出的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本來應該是崛起標志的奧運會，也有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轉折，進而讓西方的“后奧運”邏輯找到支點。

　　因此，“后奧運時代”的到來，對中國的考驗并不亞于奧運會。如果把北京奧運會比作中國的“成年禮”，就應該正視它的時代分隔意義。也就是說，當奧運會拉下帷幕，西方的“反華效應”再不會起到團結中國人的作用的時候，人們的表達方式也就會隨著大環境迅速改變。這時候，凝聚民心、集中民力的最佳途徑要尋找一個政策的釋放點。而推動社會穩定與發展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加國民的幸福感，盡快促使社會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

　　毫不夸張地說，北京奧運會為中國在世界上樹立了良好的大國形象，“硬實力”得到了充分表達。但“后奧運時代”既然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綜合現象，負效應就不完全表現在經濟領域，假如自此后中國在世界的文化符號不能得到根本改變，喧嘩、打斗、小腳、麻將等印記還清晰地存儲在西方人的記憶中，就只能說明“軟實力”傳播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而這同樣是“后奧運時代”的具體表現。 (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