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慶安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者

　　核心觀點

　　　　“逢中必反”的固有心態影響了一些西方的媒體人和社會精英，使他們面對中國時失去了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以及對不同聲音的寬容心。他們也因此陷入了與西方新聞自由信條相反的政治困境。

　　據德國媒體不久前的報道，德國之聲到底免去了張丹紅中文部副主任的職務。據說，還有一些德國作家聯名向德國聯邦議會寫信，要求對德國之聲中文部進行審查，并稱張丹紅是個“政治糊涂的記者”。西方的“政治掛帥”強烈震動了中國公眾。張丹紅無非是說了一些客觀的話，但“新聞自由”的德國卻容不下她的幾句“異見”。看來，西方的“新聞自由”是一定要符合其“主流政治觀”的。如若不符，那就只有開路走人。

　　從這段時間看，張丹紅不是唯一孤立的個案。在今年8月初，德國另一家媒體體育信息通訊社解除了記者迪特·黑尼希的職務，媒體認為主要原因也是由于長期以來“明顯親華”。因為報道立場問題而遭到媒體的歧視和偏見，在整個新聞史的發展中其實并不少見。當年NBC的著名記者、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彼得·阿內特因為聲稱“美國的戰爭計劃已經失敗”，就被掃地出門。但是因為親華立場在西方媒體中遭到歧視或者被排擠的個案，2008年以來在德國媒體中倒是高調出現。我們不由得想，中國的發展到底觸痛了一些德國媒體的什么敏感神經，以至于連他們宣揚的“言論自由”這樣的招牌都要砸了。

　　言論自由是新聞工作者的一種理想，人們希望以此捍衛每一個人自由和公開表達意見的權利。保護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是人類在走向進步的過程中政治文明的表現。但是，某些德國人如此高舉政治大旗，倒是讓我們看清了，言論自由其實并沒有一套普世標準，它更像是一種相對權利，或者是一種動態的過程。西方媒體一再表白，希望通過對言論自由的爭取，來實現對政治權力的平衡，并保護真實客觀的新聞報道，但在運作過程中，有些媒體自身卻無法擺脫與這一信條相反的政治困境。

　　眾所周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言論自由被西方國家作為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經常使用的武器。這種批評往往充斥了對中國政治制度、人權狀態，甚至是歷史文化的偏見。一些西方人用一種普世理想作為政治武器，攻擊另一個國家的不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種濫用西方話語優勢的做法遲早要付出代價。

　　換句話說，一些人批評中國的出發點就錯了。他們抨擊中國時缺乏起碼的善意，也操作得很不認真，根本不想或是不屑了解中國的基本國情，無視中國從經濟到政治以及人權領域的巨大進步，批評中國時信口開河，只要在西方聽著順耳就行了。這種“逢中必反”的心態影響了一些西方的媒體人和社會精英，使他們面對中國時失去了基本的實事求是精神，以及對不同聲音的寬容心。于是乎，批評中國，可以盡情自由；為中國說公道話，則要嚴厲追究。批評中國，沒事實可以編造，小題可以大做；褒揚中國，有事實也不行。張丹紅事件表現出來的就是類似的虛偽和霸道。

　　據說，張丹紅事件中也有一些敵視中國政府的華裔政治流亡者在搗亂，他們四處活動，給德國之聲施加了壓力。這些因素或許也起了一點作用。但是，看看西方媒體及其知識精英在遭到來自非西方世界的壓力，特別是伊斯蘭世界的壓力時，他們在保護“自己人”時表現出來的堅決，和在張丹紅事件中的表現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們容不下張丹紅的一個話筒是目前德國新聞界相當普遍的感受。

　　一些西方媒體長期以來將言論自由作為對華的輿論武器，他們高高在上地認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后知后覺”，他們能夠站在人權的道德高地上，隨意地指責中國。然而歷史的車輪是在轉動的，中國經濟的巨大進步不可能沒有巨大的政治進步做支撐，也不可能不帶來中國人權事業的快速發展。狹隘的恰恰是西方的一些知識精英，他們跳不出在中國問題上的固有思路。更糟糕的是，他們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轉自《環球時報》2008年10月7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