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我們是否可以承受富豪對慈善說不？

　　發自內心的自愿參與才是慈善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一群偉大慈善家的背后聳立著一個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

　　近日，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向中國近50位富豪發出私人晚宴邀請，以慈善為主題在北京小聚。然而與以往蓋茨、巴菲特的天價晚宴探討如何創造財富不同，此次關于探討如何使用財富的免費慈善主題聚會遭到一些中國富豪的“婉拒”。隨之而來的是輿論對“婉拒”者的刨根問底，對富豪不捐款的百端揣測，對蓋茨和巴菲特慈善聚會用意的不斷曲解。

　　是的，因為蓋茨和巴菲特是世界名人，因為財富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富豪們的特殊處境，這樣的慈善聚會自然成為媒體頭條和飯后談資。人們也仿佛默認這些富豪和名人對公眾的巨大影響力，期待他們用自己的財富和能力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畢竟，比起普通老百姓，富豪和名人所擁有的財富資本和社會資本，可以讓某些社會問題的解決變得快捷而有效。

　　可是，如何讓這個群體慷慨解囊，志愿貢獻時間、金錢和能力呢?外界輿論壓力確實可以成為富人捐款的動機之一，但是發自內心的自愿參與才是慈善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正如蓋茨，他不僅捐出了自己的巨額財富成立世界最大的私募基金會，全職投入慈善事業，把自己商業成功的經驗和秘訣用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還與巴菲特一起四處奔走呼吁富人慈善，引領富人慈善“運動”。可是像蓋茨和巴菲特這樣的慈善資本家，并非只是單純依靠兩人對世界和人生的大徹大悟，而更多的是由一個多元、積極、包容、友愛、協力的社會培養出來的。

　　在美國，政府為慈善捐款提供優惠的稅收減免政策；非營利組織不斷改善項目效度，提高籌資技巧，注重對潛在捐贈者的培養，加強對捐贈者社會問題的認知與教育；企業也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來滿足消費者對產品附加值的要求；學術機構不僅科學詳盡描述社會問題，還與媒體和非營利組織合作，積極引導公眾參與改變。接到來自不同慈善組織絡繹不絕的勸募信、勸募電話、捐款致謝信、致謝電話、節日祝福、生日賀卡、工作簡訊、年度報告、活動邀請信等，已經成為每個在美國生活的人最日常的經驗。沒有一個人因為不捐款、不參加志愿活動而被非議，但是也很少有人不支持自己所關注的慈善事業和慈善組織。社會慈善事業多種多樣:教育、醫療、救災、就業、藝術、婦女、兒童、少數族裔、殘疾、動物保護、環保、和平、國際援助等，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與一個或幾個慈善組織相連，或作為捐贈者，或作為志愿者，或作為倡議者。在美國，慈善和志愿成為了一種贏得尊敬的途徑、獲得工作提升機會的砝碼、擴大社會網絡的方式、培養領導力的搖籃、提升人生境界的需求。總之，一群偉大慈善家的背后聳立著一個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

　　中國和美國確實有很多不同，蓋茨和巴菲特對此也深有理解，但是他們依然前來與中國富豪交流探討慈善之道。因為他們不是作為美國慈善家代表而來，而是作為一位富豪來與其他富豪探索如何讓財富在慈善中運轉起來，呼吁富豪回報這個造就他們今天一切的社會。可是富豪們要慷慨解囊，除了他們自身覺悟以外，一個大的慈善環境對刺激和鼓勵富人捐款更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在中國，慈善被人們放在神圣和高尚的位置，仿佛只有那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捐贈才是真正的慈善行為，否則便會受到譴責和懷疑。但是與巨大而迫切地需要幫助的人群和社會事業相比，讓捐贈者們獲得些許心理滿足感和崇高感又有何妨?即使富豪們的捐贈是出于愧疚、名譽、利益等“不太高尚”的動機，又何必苛求酷評?即使富豪們一時不愿意捐款，我們的社會是否可以開放的心態去理解他們的不為，避免詰難他們的捐贈數量和方式?我們的慈善組織是否可以繼續發掘他們的潛力，培養他們的慈善興趣，提供多元的慈善選擇，改善慈善籌資的技巧，認可和榮耀他們的慈善行為并提供新穎高效的慈善產品?我們的媒體是否可以在揭露問題的同時，避免將名人的慈善新聞娛樂化?

　　如果我們能做到如此開放，就完全可以承受某些富豪對慈善“說不”，因為“說不”也許并非他們拒絕慈善的結果，而只是他們認真考慮參與慈善的開始。

　　何莉君 作者系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