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夜，和單位老少眾人圍坐賞月。酒至酣處，我當堂背誦了一遍北島的《回答》。周遭從“50后”到“70后”都比較興奮，“80后”和“90后”則比較漠然。我知道，此刻如果跟孩子們談談郭敬明，他們的反應會大一些。于是我告訴一位“80后”，《回答》里也寫了郭敬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20多年來，對號入座者多矣，不在乎多一個渾不吝的郭小四兒。

　　自抄襲案發并拒絕道歉后，郭敬明其實已江河日下。按照郭氏模板，龐大的商業機器開動起來，N多新人輩出，反倒把身為祖師爺之一的小郭，給淹沒了。他對法庭判決的不屑，也使他在基本擁躉之外的諸多外圍陣地逐漸收縮。在悲傷順流為江逆流成河的日子里，觸底者最渴望反彈，反彈就需要支點。這一次，老大不掉的作協，以及老大不小的王蒙大師，被郭氏支點選拔委員會偷偷選中了。

　　作協需要換血，王蒙正出新書，道德與門檻的辨證關系足可討論N番，并成為“道德楷模”風起云涌之際的一碟佐味小菜。渾不吝的郭小四，不僅對入不入作協無所謂，對道德不道德也無甚所謂。可惜了作協，一把年紀，囊括著不少好漢，卻白白跟著受辱一場，并為請神容易送神難的門檻制度而暗自神傷。

　　小郭與作協，相約在秋季。待到秋來九月八，此花開后百花殺。泱泱作協，百花齊放是主旨，推陳出新為要義。1951年的毛澤東第一次寫下這八個字，用于寄望新中國的文化界。毛澤東的解釋是，對一切藝術形式與流派，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果“80后”的寫手們也算得一股文壇新勢力，那么按照這八字方針，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進門來了事，而是對任何才華都有取有舍，對任何勢力都不卑不亢。

　　關鍵在于，取舍的標準，既不是“能寫”這一個單項指標，也不該由某一個文壇大佬之類的人來掌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會把七七八八的歪脖樹搞進來；把一個人的眼光等同于一個協會的眼光，就如同坐井觀天，看到的世界里暗含著巨大的偶然。

　　倘若用現代管理學的方法來分析這場小郭入作協的文壇風波，我們的結論，既樂觀，又悲觀。樂觀的是，一個小小的小郭，并非洪水猛獸；偌大一個作協，大可不必驚慌失措，道德的依舊道德，不道德的依舊不道德。積極地看，還可以對新來的年輕人施以約束和引導，假以時日，給他個脫胎換骨的機會。悲觀的是，偶然的事件里，凸顯出令人擔憂的必然。某位大師介紹個把小四、小五、小六來，并不稀奇。誰沒有個仨親倆熱，誰沒有看走眼的時候。稀奇的是，整個作協，從制度與管理上，缺少衡量的尺度，缺少把關的措施。

　　很久以來，作協一直在努力尋求百花齊放的局面。按照生物學的方法來分析，百花共一室、齊放共嬋娟的底線，一是不要有哪一枝花帶進來一些有傳染性的病菌；二是不能有哪一枝花凌駕于其他花朵之上，用生物體的侵略性來獨霸芬芳。中國的文壇，乃至文化圈，從來不缺少花朵，缺的是能令百花和諧共處的穩定規則，缺的是我芬芳亦容他人芬芳的雍容心態。張國立最近發表的關于抵制一切外國電視劇的宏論，就是背離百花齊放宗旨的離奇論調——自己剛剛因《金婚》而綻放一小下，就立刻有了阻擊百花的底氣。王蒙據說是在某出版人的牽線下對郭敬明等人的輕率推薦，也說明他對百花齊放的理解，仍然流于表面。

　　北京的秋天佇立著，作協的大門敞開著。越是在吐故納新上缺少經驗與積淀，越容易在吐故納新時過于大膽和盲動。按照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作協如一木桶，它能盛多少水，并不取決于最長的木板有多長，而是取決于最短的木板有多短。在作協的豪華陣容里，各類優秀的長長木板層出不窮，一些創作上的短板亦魚龍混雜，偶爾還會出現郭敬明這樣的非創作短板攜帶者。鐵凝就任中國作協主席時講了很多關于團結的話，這很中肯。但團結，不等于把所有的長短板都死死捆綁在一起。一個集體的團結，既體現于長短板之間的某種寬容，也體現在整個木桶擁有吐故納新、去短留長的健康機制。

　　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協里有沒有郭敬明這號人，其實是件小事；作協的納新通道里可以容許一塊短板輕松而入，則是件大事。它不僅從一個側面展現了社會道德水準的某些滑坡跡象，印證了弘揚“道德楷模”的及時性、必要性，也以文壇百花園里的一抹雜音，凸顯了中國文壇諸多新老木板參差不齊的現狀，讓我們看到了中國作協在提高吐故納新水平上的巨大上升空間。

　　北島說，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那沒有遮攔的天空。依我看，文壇的百花園里，本不缺郭敬明那一顆石子。好事的人多了，他才發出了一點故弄玄虛的光。在這片天空上，還是有一點遮攔的好。否則，我們的鐵主席太累了，她又新添了一項工作，就是勸說自己屬下的會員，做一個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楊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