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起訴的上海農凱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正毅犯單位行賄罪、對企業人員行賄罪、行賄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和挪用資金罪案，11月30日在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一審宣判，法院數罪并罰，判處周正毅有期徒刑十六年(12月1日《檢察日報》)。

　　周正毅“二進宮”罪有應得，但他的“罪行”還不止這些——近年來，香港廉政公署也一直在通緝周正毅，他被指控犯有“串謀詐騙”和“公司董事作出虛假陳述”兩項罪名。據香港《星島日報》報道，“周正毅涉于2002年3月向中國銀行(香港)借貸21.5億元購入建聯通(后易名“上海地產”)，發表聲明隱瞞貸款作收購資金，并成立執行委員會以管理公司資產，以詐騙港交所、證監會及建聯通股東”。而最新的消息是，曾任周正毅助手的女被告龔倍穎于11月27日已向香港法庭承認兩項串謀訛騙罪名。

　　毫無疑問，這位前“上海首富”在港涉罪應當追究。但是，由于香港與內地之間暫時沒有移交協議，因此只有當周正毅在香港或與香港有引渡協議的國家或地區出現時，廉政公署才可以實施拘捕。如此，目前港方追究周正毅責任有一定困難。

　　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四十四條第十一款規定：“如果被指控罪犯被發現在某一締約國而該國僅以該人為本國國民為理由不就本條所適用的犯罪將其引渡，則該國有義務在尋求引渡的締約國提出請求時將該案提交本國主管機關以便起訴，而不得有任何不應有的延誤。”《公約》這一規定，明確了締約國在不引渡本國國民的情況下，應當遵循“或引渡或起訴”原則的義務。這就要求締約國對條約規定的罪行，要么起訴、要么引渡。當然，為了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內地司法機關對周正毅在港涉罪不會放任不管，也許可依據刑法中“屬人管轄”的原則——即中國人在境外(包括港、澳)犯罪的，原則上適用中國刑法——來行使管轄權。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內地已經和20多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香港特區也和10多個國家簽訂了移交逃犯協定，但同屬一個主權國家的內地與香港之間移交逃犯合作卻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周正毅案的情況不能適用“引渡”概念，也不能說是“移送管轄”，而應該稱為司法協作——乃是一國之內不同地區在不同法律制度下的協作。我們期待兩地司法機關能以此案為契機，完善法律制度，實現密切合作，合力解決這種國內“區際”之間的司法管轄沖突問題。(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