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環保復位的過程中，“風暴”是必須的，因為它的強勢，才能夠在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環保的權威；但“風暴”再強，也還是傳統的行政手段，沒有改變現有的游戲規則，而且過于依賴各級執行者的個人意志

　　近年來，媒體把環保總局的執法行動稱作“風暴”。這個名字很浪漫。但現實卻是一場沒有絲毫浪漫色彩的、漫長而艱辛的拉鋸戰。每一次，“風暴”都跟在突發事件和被動形勢后面“亡羊補牢”；每一次，“風暴”都未能如愿變成常規性制度固定下來；每一次，“風暴”能改變的都遠遠不如人們期待的多。是該告別“風暴”尋找新路的時候了。

　　什么是新路？制度建設。在環保復位的過程中，“風暴”是必須的，因為它的強勢，才能夠在錯綜復雜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環保的權威；但“風暴”再強，也還是傳統的行政手段，沒有改變現有的游戲規則，而且過于依賴各級執行者的個人意志。我們需要的是更長久、更富全局性的解決方案。

　　制度建設比“風暴”更為艱辛。在“花瓶”和“令箭”之間，在不同部門、地方和行業的利益沖突之間，在人們過高的期望和可能不那么完美的結果之間，亦有夭折的可能。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除了環境指標的考核問責制度未到位外，從經濟上講，還缺乏一套激勵各級政府和企業長期有效配置環境資源的機制。溫家寶總理指出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實現“歷史性轉變”，即“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必要的行政辦法”指的便是“區域限批”這類手段，而經濟手段則指的是全新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之所以重要，就因為它是國際社會迄今為止，解決環境問題最有效、最能形成長效機制的辦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經濟政策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舉措。

　　我國目前環境經濟手段很少，更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獨立的政策體系。原因之一是沒算好兩筆賬。一筆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發展下去，我國重化工業的發展空間還有多大？還將付出多少環境資源代價？第二筆是實行了環境經濟新政策后，我國的GDP增長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實施和增長模式轉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這兩筆賬，決策起來就少了些科學依據。

　　構架綠色理念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以綠色為導向的市場、社會和政府將構成綠色責任、綠色參與、綠色行政的有機主體，將構成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巨大合力。惟其如此，“綠色中國”才有望實現。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日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本報記者　孫秀艷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