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PX項目有可能實行異地遷建。盡管最終定論尚須明確的官方表態，但根據地方政府在事件后期與民意謹慎、坦誠的互動，以及在公眾參與環節中民意幾乎一邊倒的反對，事態最終走向已無多少懸念。如果最終實現了PX項目的“民意決定”，在中國重大項目民主決策的歷史上，無疑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昨日《南方周末》)

　　PX事件向好的方向發展，得益于廈門市民的堅韌、理性和智慧，他們尊重程序、尊重科學、尊重法律，通過一切可能、合法的途徑把態度和意見表達出來。他們很多人深信一個極為樸素的真理：發言不一定成功，但不發言則永遠不會有改善的機會。這是智慧和力量的體現。通過持續不斷的努力，當地政府逐漸和民眾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科學評估，良性互動。

　　在此過程中，廈門市政府完成了一次轉身：從忽視民意到直面民眾，從一開始回避輿論到后來審時度勢地開言路、納諫言，事實證明，一旦民意的管道自由暢通，事件解決的前景便豁然開朗：民眾與政府之間，對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話和合作。正如廈門市政府有官員所言：從6月份的“PX風波”到12月份“公眾參與”環節，廈門民眾日趨理性，政府執政能力得到鍛煉提高，所謂“政府和市民一塊成長”。

　　某種意義上說，廈門市政府的轉身是PX事件最終向良性發展的一個重要“拐點”，它使政府贏得了不少的贊譽。原來，在民意面前“低頭”，并不是一件沒有面子和尊嚴的事情，相反，尊重民意、尊重科學，反而是政府樹立權威、贏得信任的基礎。

　　傳統的管制行政，過于強調政府“為民作主”，實質上也就是“替民作主”、“代民作主”，聽不得反對意見，以為那是喪失“權威”的表現。輿論的渠道、司法的渠道、民主聽證等正常渠道，往往被堵塞。學者的研究表明，一項公共決策的制定，不僅僅涉及決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外部成本，也就是說決策者本人可能對不參與決策的人強加的成本。兩項成本的總和就是社會的總成本。沒有民主，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外部成本)就非常大。結論是必須通過法律限制政府機構行使權力。

　　PX事件再次表明，假如沒有有效的公眾參與管道，民眾將要世代承受的環境成本將極其高昂，政府和民眾對立的成本也極其高昂。PX事件最終走向良性軌道，正是市民廣泛參與、媒體充分討論、知識分子負責任地發言、地方政府兼聽則明的結果。這是政府和公民互相學習、互相提升的過程。民眾在自由、理性表達和參與中，提升了自己的公民素質，當地政府在尊重民意中，學習現代執政理念。

　　廈門PX事件，或許是中國進入現代“民意政治”社會的一個開端，一個標志性事件。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曾說：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進程兩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新技術革命，第二是中國的城市化。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新技術革命，和以打破關系社會為標志的中國城市化浪潮，正在把我們快速帶進公民社會的歷史。歷史的洪流浩浩蕩蕩，我們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