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省原副省長何閩旭涉嫌受賄841萬元一案在臨沂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方圓法治》雜志對此進行了紀實性報道，披露了何閩旭十幾年間大肆收受賄賂、滑向犯罪深淵的過程。

　　何閩旭犯罪時間自1994年至2006年，長達12年。他受賄以后給人提供的“方便”也五花八門：有打招呼批條子幫人發財的，有疏通關節幫人升官的，也有徇私枉法幫人減免法律制裁的。他開門收錢的時間這么長，他翻云覆雨的手伸得這么遠，解析這一五毒俱全的個案，對當前預防和打擊腐敗很有參考價值。

　　在調任池州市委書記之前，何閩旭在浙江麗水當地委書記時就曾遇到仕途危機。當地發生了一起“貪官整清官”案件，后來“貪官”受到了懲處，其后臺何閩旭卻不知因何漏網。按常理來說，既然處理了這起傾軋事件的責任人，就說明其來龍去脈已經基本查清，作為后臺的何閩旭在暗中所動的手腳也清晰可見了，為什么不予以紀律處分或者降職使用，而是把他交流到池州繼續當市委書記？說是平調，可這跟“帶病提拔”又有什么根本區別？都是相當于沒有排除一顆已經暴露的定時炸彈，而是把它放在另一處有人的地方了。

　　何閩旭調任池州，搞了個經濟技術開發區。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何閩旭一句話就能讓對方獲得巨大的利益，他逐漸進入頻繁收受投資商賄賂的時期。在法庭上，何閩旭的代理律師一再強調：“何閩旭受賄很多時候是為了工作，為了池州的發展。”律師當然有權為嫌犯辯護，可他的辯護詞把受賄和工作當成密不可分的共同體了，充滿了強詞奪理的意味。事實上，只要開出投資者認可的條件，就算何閩旭不拿一分錢，他們也會趨之若鶩。而恰恰是因為何閩旭的受賄，池州本該獲得的利益被大量犧牲了。其實，律師的說法和民間彌漫的庸俗實用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似乎只要是干了點事情，腐敗一些也沒啥大不了。正是這種對腐敗行為的“寬容”心態，正是這種用實利遮蔽是非的邏輯，加大了預防和打擊腐敗的難度，使不少官員從容貪腐，逍遙法外。

　　何閩旭案的暴露也很有戲劇性。2005年6月25日，池州街頭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不法分子的介入，演變成了一起群體性暴力事件。池州市有關官員想盡辦法也未能與何閩旭聯系上，只得向省委做了匯報。事后，省紀委對此事展開調查，發現當時何閩旭是關了手機跟情婦在一起。隨后的調查又發現了何閩旭的其他問題。這個過程說明，這起涉案金額巨大、貪腐情節嚴重的大案是由一個偶然事件牽出來的。假使沒有這起震動省里的群體性事件，何閩旭的狐貍尾巴還不會這么快就暴露出來。假使不是何閩旭關了手機，而是及時趕到現場平息了事態，也不會“拔出蘿卜帶出泥”，就此中箭落馬。想一想，這件事情也是令人后怕的。

　　為了防止領導干部腐敗變質，黨紀國法做了很多具體規定。關于發現和查處腐敗案件，中央和地方也制定了不少辦法和細則。何閩旭一案，暴露的仍然是“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令不行”的老毛病。說到底，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辦法，疏通群眾監督和民間表達的渠道，就沒有發現不了的貪官。線索的發現是最重要的，耳不聰目不明，便難以掌握要害材料和關鍵證據。如果總是不能提高舉報線索的利用率，民間一雙雙盯著貪官的雪亮眼睛恐怕也就只能閉上了。何閩旭在池州當政期間，群眾早已發現了他傍大款、養情婦的劣跡，但民間的議論始終不能有效傳遞到有關部門的案頭，他就一直穩坐高臺。教訓是深刻的，路徑是明確的，就看怎么進行反腐的制度創新了。

　　作者：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