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吸引人目光的不只是一些新的立法提案議案，還有一些反復被討論過多次的立法建議，比如與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相伴而生的戶籍立法。對于這項立法工作的遲緩，人們的非議頗多，有人總結說，在上世紀90年代戶籍制度改革就被廣泛地提出來了，從2005年的兩會起，戶籍改革方案的送審稿就在不斷地推出并遞交，但真正的戶籍立法始終是堅冰一塊。

　　事實上，人們期望以立法的名義來尋求我們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矛盾與沖突的解決途徑，已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相對固定的思維了，而且這種思維在每年的兩會上表現尤其明顯。于是我們的立法一直都持續地處在“快車道”上，我們在幾十年的時間里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上百年的立法道路。當然，從總體而言，這應該是我國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偉大進步，但是就某一個立法個案而言，我們似乎該更多地考慮一下立法以后會怎么樣。這其實是在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以后，社會利益群體日趨多元化，針對一些爭議和難度較大的立法工作應該采取的一種審慎的態度。

　　稍微了解一些中國國情的人都清楚，戶籍制度在我國實行了50多年了，戶籍管理幾乎涉及了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根深蒂固、體系龐雜，牽一發而動全身。而以法律的形式確定遷徙自由，同樣存在著實踐中的諸多難題。對于這樣的制度我們要進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不考慮立法以后會怎么樣的問題，否則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就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難題和阻礙。如果一旦立法而法律又不能很好地實施，在實施中走樣變形，或者由于實施中的問題出現反彈，無疑都是對法律權威的褻瀆與損害。

　　其實從功能上來講，立法并不是社會進步的急先鋒，它不應該承擔突破性的功能。立法從本質上講是有其滯后性的一面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對現行制度的確認。真正可以產生突破性效力的是我們在實踐中的一些具有制度性意義的創新。戶籍立法雖然年年被提出，但戶籍制度改革畢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事實上，在社會各界不斷地呼吁下，在各地不斷地探索與實踐下，戶籍制度的改革絕不是鐵板一塊。去年4月公安部就有消息稱：全國已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經相繼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統一了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統稱為居民戶口。由此可見，戶籍制度改革實際上是經濟發展帶動下的社會的進步，它的突破在于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積極的措施，拆除戶籍壁壘，形成城鄉一元化體系，如果戶籍制度改革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開，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與完善，并形成切實可行的制度性設計，那么戶籍立法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