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報4月3日社論《胡小燕，一個等待填滿的角色空格》認為，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公布電話，其意義首先在于以一種溝通的姿態，向有限的政治空間發出了掘進的信號。但事實上胡小燕無法回應農民工的呼聲，其角色不能承受之重，恰是我們代議制度的實質之輕。

　　許多人都把胡小燕當作是農民工代表，其實，按照中國的法律這是一種誤解，中國沒有農民工代表這種稱謂。中國的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實行的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制度，它是由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人大代表選舉產生的，它有一定的屬地性，但又沒有按照直接選舉的原則劃分選區，然后產生代表。

　　我們來看一下胡小燕是如何當選的。據媒體報道，胡小燕是由廣東省總工會提名推薦，經過了嚴格程序的審核，在2008年1月21日下午廣東省第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以740張贊成票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因此，嚴格地說，胡小燕只能叫廣東省人大代表，在選舉的功能屬性上，胡小燕和其他的廣東省人大代表比并沒有任何特殊的地方，雖然她是一名農民工，但卻不能叫農民工代表。因為她不是來自于農民工選區，中國也沒有農民工界別。將之稱之為農民工代表，是媒體對法律不了解下的一廂情愿，而胡小燕這個直到當選還蒙在鼓里的打工妹，也在媒體的錯誤認知下，開始真的認為自己就代表著2億農民工的利益。所有的錯誤都是由此而來。

　　按照現代憲政的原則，代議制下代表的產生只能有一個途徑，就是選舉，而且是誰投票就代表誰的利益。因為投票行為，在政治權利上是一種委托行為，投票人將自己的利益表達權利委托給了被投票人，被投票人在代議制的體制下，盡量體現投票人的意愿，這些意愿是在競選時和選民的溝通中完成的。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胡小燕是廣東省人大代表選舉產生的，因此，嚴格地講，她只能代表廣東省人大代表的利益。她根本就代表不了農民工的利益，因為中國兩億農民工中，沒有一個人投票給了胡小燕。其實，在選舉過程中，被投票人本身是什么身份，一點都不重要，話說得絕對一點，即便是富豪張茵，如果她在一個以農民工為主的選區中，被絕大多數農民工所接受，并被選舉產生，那她同樣可以代表農民工的利益，因為她要為她的選票和選民負責。同理，雖然胡小燕是一名農民工，但因為沒有農民工為她投票，她并不能說是一名“農民工代表”。更遑論代表農民工的利益了。

　　胡小燕回廣東后，一時沖動，向媒體公布了自己的手機號碼，引來了無數麻煩。這回她該知道，2億農民工不是隨便就能代表的。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社會群體，有著非常復雜的利益訴求，如果是當真，她做不到。往后退，代表廣東農民工行嗎？從2億變成2000萬，可能也沒有操作性。那胡小燕能代表誰呢？看來，沒有選區，缺少選民的直接愿望訴求，胡小燕即便是想把自己當成來自農民工群體的人大代表，也沒有辦法參政議政。

　　中國的農民工群體泛指有2億人，他們的利益當然需要有所代表，有人代言，如果真讓他們的利益訴求在人大、尤其是全國人大有所體現，不能靠幾個農民工出身的代表，而是讓這2億農民工真正擁有屬地投票權。現在，囿于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的投票權在基層人大選舉中，基本上都被“放棄”，而在全國人大的選舉中，由于層層間接選舉，他們的利益更是被嚴重忽視。(王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