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1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知識界曾經有過一場聲勢不小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大討論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市場經濟是否會導致物質主義、消費主義膨脹，人文精神萎縮，乃至出現社會性的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

　　這其實也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后全社會持續為之焦慮的一個重大問題。以我的閱歷和學養，當然沒有能力說得清楚。不過我有一個粗淺的想法：西方的情況與中國一定有很大區別，上面這個擔心說到底是個文化問題。長期來看，一種制度會對一種文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恐怕文化傳統對制度的制約作用更大。在中國，市場經濟是否一定會導致人文精神的萎縮這個問題，應該有一個活的社會學樣本。而作為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產物，“70后”、“80后”一代年輕人正好充當了這一角色。

　　此次汶川大地震，給這一爭論以答案。令社會刮目相看并感慨不已的是，以“70后”、“80后”為代表的“新生代”，以絲毫不亞于他們前輩的熱情和情感投入抗震救災，一掃人們以往對他們“物質主義的一代”、“得過且過的人生”等等消極評價。當我們看見3歲男孩向拯救他生命的軍人敬禮時，我們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懷有的對這個社會的感恩；當我們得知9歲小學生已經逃出教室卻又重新折返，救出兩個同學，自己的手臂卻被砸成骨折時，我們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懷有的對這個社會的責任感；當我們看到“韓寒、超女”們二話不說就奔向災區充當志愿者時，我們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懷有的對這個社會的擔當。

　　不錯，在平常的時候，這些“新生代”常常特立獨行、標新立異乃至自我中心。我們現在需要思考的是，或許這些曾經被視為“貶義”的東西，正是上一代人所不具有的個體價值的覺醒。一旦到了像汶川大地震這樣的關鍵時間節點，這種個人覺醒就散發出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輝。更準確地說，我們這些“50”、“60”人應當自問：究竟是“80后”身上沉睡的“人文精神”在大災難來臨時覺醒了，還是大地震使我們從對他們的成見中覺醒？

　　災難筑就了一個巨大的精神磁場，使得中華民族在這個磁場中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激蕩和洗禮。災難也讓我們在精神上收獲很多，以我的視角觀察，最有價值的閃光點有二：一是人道主義光芒的綻放，真正的以“人”為本取代了以意識形態為本；二是建立在權利、義務契約基礎之上的公民意識的彰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現。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代年輕人在抗震救災中展現出來的公民意識和人文精神，這將是一個社會最終走向民主現代化的基石。

　　現代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意識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公民意識表現為兩個不同層次的內容：首先是國民在精神上對于國家民族的認同；其次是每一個公民在這種認同之下所享有的天賦權利以及與之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在此次大地震中我們看到，無論是政府首腦、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還是民政救助、醫療機構、慈善團體、新聞媒體乃至每一個民眾，都盡己所能地承擔起責任。無須動員，整個中國幾乎每個人都自覺地盡到了自己的公民責任和義務。公民憑借自己對國家義務的主動承擔，換取了國家對公民權利的尊重。“設全國哀悼日”、“為死難者降半旗”、“暫停奧運圣火傳遞”等決定，都是政府對公民呼吁從善如流的回應。正是由于災難的巨大破壞性，以及政府與民眾之間達成的默契和良性互動，公民對于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在短時間內得到極大強化，并被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層次。當國旗緩緩降下、汽笛鳴響之時，從天安門廣場上響起的“中國加油！”成為這一刻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聲。這一發自心底的由衷的民族認同，超越了地區、種族、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將一個覺醒的現代中國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世界面前。

　　重新回到開頭講的“人文精神”問題，我現在覺得，恪守權利義務的契約精神的真正市場經濟，至少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之內不會導致人文精神的萎縮。我們以及我們上一代人身上殘余的計劃經濟時代養成的濃厚的特權意識或特權崇拜，到了我們下一代、再下一代身上，逐漸轉變為人人平等的權利意識之時，大概也就是人文精神在中國社會有可能重振之日。（陳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