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孫志剛事件以來，改革實施逾半個世紀之久的戶籍制度的呼聲不絕于耳。

　　城鄉二元體制及其所衍生的戶籍制度是目前一些社會弊病的策源地。改革戶籍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將關系到中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全國各大城市及公安部均在嘗試不同的改革措施。我們注意到，深圳市政府將于今年8月1日起，在全市實施居住證制度，持有深圳“居住證”的居民子女，可在深圳接受義務教育；持有10年長期“居住證”的居民將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對于流動人口居全國之最的深圳來說，這項措施將產生深遠影響。目前在深圳超過1400萬人的總人口中，本地戶籍人口不過200多萬人，外來“流動人口”的比例高達85%，因而這場改革在深圳啟動，可謂正合“天時地利”，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自不待言。

　　事實上，許多所謂的“流動人口”早已在深圳擁有穩定職業和固定住所，成為名副其實的“深圳居民”，但是在法律上卻不能享受市民待遇。雖然深圳戶籍改革并不能在一夜之間完全消除不平等，但是居住證制度顯然弱化了傳統的戶籍概念，模糊了“本地”和“外來”的區分，提高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廣大“流動人口”的法律地位，從而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憲法目標邁出了意義深遠的一步。

　　概言之，深圳戶籍改革至少有以下幾方面意義。首先，它有助于保障“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民工的平等權利。長期以來，農民工從事著城市居民不愿從事的底層工作，用廉價勞動力為城市發展貢獻了巨大產值，但是自己卻得不到體面的生活。在城市高速發展的同時，農村、農民和農民工付出了不成比例的代價。在憲法第33條規定的平等原則面前，公民權利不能因為戶籍而遭到差別待遇。近年來，包括深圳在內的不少地方陸續啟動了戶籍改革。這無論對于農民工群體的平等權利，還是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深圳戶籍改革有助于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傳統戶籍制度限制了一些農民和農民工的平等權利。由于孩子不能進入城市義務教育體系，低工資不足以維持整個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日常開支，加之城市福利系統眷顧不足，絕大多數農民工常年單身在外打工，造成了大量的夫妻兩地分居和“留守兒童”，不僅給農村家庭帶來艱辛，也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安定。

　　在這個意義上，戶籍改革不僅是對弱勢群體的個人權利保障，而且也是保證整個社會長治久安的基本國策。如果戶籍改革能夠淡化“戶籍”的作用，對“外來”人口和本地居民，在社會保障和基礎教育等方面一視同仁，那么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就不再有后顧之憂，他們的妻兒老小都可以自由進城和他們一起生活，他們的孩子可以接受和城市居民大致同等的基礎教育。這樣不僅為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提供了更為人性化的生活待遇，而且也極大促進了城市的秩序、安定與和諧。

　　最后，地方戶籍制度改革還為中國的漸進式體制改革積累經驗，并在全國范圍內形成地方制度競爭的良好格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戶籍改革是一項復雜浩大的社會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瞬時取消戶籍制度，勢必會給現有的社會秩序帶來難以預料的振蕩。地方公共服務、財政和設施究竟可以承受多大負荷？大量“外來人口”本地化之后，可能給當地的教育、交通和居住環境產生什么影響？在對“外來人口”全面開放之前，地方必須做好哪些準備？這些實際問題在不同地方的體現和解決方式都不盡相同，因而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

　　某些成功的地方改革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央和地方領導的“老大難”問題，贏得了當地老百姓的廣泛支持，產生了地方治理的良好秩序，進而成為全國關注的亮點，并對其他地區改革產生了動力和壓力，促進各地戶籍改革的良性互動。

　　目前不可能一律取消戶籍制，以免“一刀切”政策帶來不適當的全國性影響。諸如深圳等地的地方試驗可以為戶籍改革積累寶貴經驗，等到時機成熟再向全國推廣。1978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是在安徽小崗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發起。事實上，整個30年改革開放就是這樣“摸”著地方試驗的一塊塊“石頭”過來的。地方試驗早已成為中國改革的特色，也是改革成功的制度保障。只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進行，只要目的是賦予公民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各地的地方試驗盡可以放心大膽進行。

　　然而，戶籍改革只依靠地方試驗是不夠的。作為弱勢群體，農民工等“外來人口”不能參與當地的政治過程，不能形成自己的社會力量，也不能有效表達自己的訴求和需要，基本權利的受保護程度完全取決于靠不住的地方自覺，顯然是不妥當的。

　　更重要的是，地方戶籍改革很可能面臨“福利移民”的困境：如果戶籍歧視仍然是各地的普遍規則，那么個別地方單兵突進，很可能遭遇改革擱淺的風險———地方戶籍門檻的降低和平等待遇的提高可能吸引過多的外來移民，導致當地基礎設施和公共資源不堪重負，最終不得不放棄改革。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必須發揮作用。在各地試驗進行到一定階段，時機成熟、方案清晰之后，在全國統一推廣成功的戶籍改革，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促進和諧社會進程。

　　(北京大學教授 張千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