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這項公共政策落實好，還是得主要依靠一系列配套的制度，這些制度既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政策各個環節的設計，也包括對工作人員的權力制衡和監督

　　江西省省長的手機，也許將會成為該省最繁忙的手機，因為省長主動公布了號碼，其目的是為了受理有關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問題的舉報，同時公布手機號碼的還有主管副省長和南昌市市長。一個管理4000余萬人口大省的省長，說公務繁忙絕非夸張，而專門為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讓全省人民撥打其手機反映情況，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申請成為關系到普通市民生計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問題；二是這位省長表明了一種親民的態度。

　　經濟適用房政策在全國各地出臺已有相當的一段時間，其初衷乃是為了“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在房價不斷高漲的情況下，政府為解決一些困難人群的住房問題而出臺帶有福利性質的政策，由于政府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給予經濟適用房特別的優惠，因此其相對商品房價格便宜得多，使人趨之若鶩。這項政策實施幾年來，在許多地方頗受公眾非議，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申請和購買經濟適用房過程中弄虛作假、違規享受經濟適用房的現象不斷出現。應當說，規避法律、鉆政策的空子，是市場經濟中許多人一種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不可能杜絕。一項公共政策要最大限度地體現其公平性，一方面應在制度設計上更為嚴密科學，增加鉆空子的難度和成本。另一方面則應在實施過程中加強監督，特別是對權力尋租行為加大查處力度。

　　各地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政策也是經歷過從粗陋到嚴密的過程，針對實施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許多地方政府也在逐步改善，不斷提高這項政策的公平程度。比如北京市政府將經濟適用房的初審權下放到居委會，在一個熟人環境中，彼此知根知底，弄虛作假就難得多。這就避免了在經濟適用房政策出臺之初，家庭經濟收入審查環節不力的現象，并嚴明了舉報和處罰的制度。這說明，政府只要真心想給老百姓辦實事，是完全可以找到一種比較公正且便于操作的辦法。

　　在一個各項規則基本上確立的社會里，制度的作用應當比某個人的作用更大，只有制度才能保證行政的高效、規范。漢文帝在位時，陳平為相，皇帝一次向陳平詢問錢谷和刑獄的具體情況，陳平不能答，其解釋是：“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內史。”而宰相的職責是“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漢代另一位名相曹參也對皇帝表示過類似的看法：“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在省長公布手機號碼受理經濟適用房舉報的新聞中，筆者看到了制度無力或失范后，不得不用傳統人治方式來糾正的無奈。這或許是中國社會處在巨大變革中一種普遍的現象。人們對良法和清官有雙重企盼，如社會一些弱勢者，他們的權利被侵害后通過正常的行政、司法途徑難以得到救濟，只能寄希望于某個高級別的官員能關注他的命運。

　　對一個省的政務，省長再有責任心和精力也不可能事必躬親。不能否認江西省長公布手機號碼對辦理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工作人員遵紀守法產生促進和警示作用，但要把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這項公共政策落實好，還是得主要依靠一系列配套的制度，這些制度既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政策各個環節的設計，也包括對工作人員的權力制衡和監督。

　　省長的親民態度固然值得贊賞，但無論如何代替不了一種公平有效的制度。(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