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隔離審查的高官王益，其身份是國家開發銀行前副行長、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再往前追溯，則是中央顧問委員會辦公廳秘書。除了這些“正式”的身份之外，他還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十余首歌曲及大型交響組曲《神州頌》的作曲家。(《財經》7月21日)

　　讀過經濟學博士、又在中國證監會擔任過副主席的王益，到北京大學客串一下經濟學教授，似乎也沒什么太多妨礙。不過，從一個不識五線譜、只能依靠電腦編曲軟件作曲的“樂盲”，到中國音樂界的“奇葩”；從只能哼唱一些簡單的旋律，到一顆樂壇上冉冉升起的衛星，其間的曲折實在是意味深長。

　　一名高官頗有些風雅的業余愛好，不僅登上了國內最高級別的北京音樂廳，而且遠引高蹈到音樂圣地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展示中國交響合唱領域的最高成就”。其丟人現眼的高級別、大范圍，實在讓人大開眼界。那么，是什么讓一個“樂盲”披上了“音樂家”的新衣？

　　一者，權力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力幻象。根據媒體的報道，王益顯然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王益早年曾在中央顧問委員會辦公廳工作七年，其間長期擔任國家領導人的秘書。在中國證監會擔任副主席4年，更是位高權重；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也是一個重要角色，多年來在官場積累了深厚的人脈。

　　因為這種“深厚的人脈”，無論是做中國經濟界的副部級高官，還是擔任北大的經濟學教授，或者是成為著名音樂家，王益都是以一種“天縱英明”的姿態橫空出世。至于在作曲上，他“憑借常人罕有的自信大膽創作”，不過是其一貫行事風格的延續罷了，根本上源于王益特殊的權力和權力背景產生的幻象。

　　再者，幫閑以及由此產生的幫閑文化。吾國向來不缺乏這樣的幫閑，幫閑和幫忙，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差不多的，都是一個“幫”字，也即缺乏主體人格的依附。有體力者以體力依附，有智力者以智力依附，其間并無高下之分，能做什么做什么。

　　在王益成為音樂家的路途上，我們驚訝地發現，在青藏高原旅游時，他“嘴邊開始隨意地哼出了一個旋律”，而身邊的朋友們就“聽了都覺得好”，更巧的是，這群朋友中間，恰好就有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團長、著名作曲家關峽。關峽當時就鼓勵王益：“你要能把這個曲子寫出來，我就幫你在音樂會上演奏出來。”

　　具有知人之明的關峽果然重然諾，得到應和的王益也在短短兩三年，就寫出了《香格里拉》、《夢麗江》等多首歌曲，并由毛阿敏、韓紅、戴玉強、譚晶等著名歌手演唱。而2006年由中國國家交響樂團首演的“大型主旋律交響樂”《神州頌》，終于把他的“音樂生涯”推向巔峰。關峽評價這顆新星：他的藝術感覺好極了！

　　據說，《神州頌》演出場次之多、耗資之巨，創出了中國交響樂史上的紀錄。在文化界眾多人士的吹捧中，只有“文化館級水平”的《神州頌》，也被音樂界權威人士賦予“交響樂中國化和交響樂大眾化的一個范例”、“中國的《安魂曲》”。

　　王益的突然折戟，斷送了一名年輕高官的大好前程，這是殊為可嘆的事情。更為可嘆的是，同時也斷送了其作為“作曲家”的歷程。據媒體報道，王益出事以后，自己當然顧不上什么作曲的勞什子了，而那些專家朋友，似乎也都遠引高蹈，演出計劃擱淺，出版計劃擱淺，幫閑終于幫到主子翻了船。風緊，扯乎。(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