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組長何勇在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部門查處商業賄賂案件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進一步加大查辦商業賄賂案件的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下決心再突破一批大案要案，以實際成效取信于民(據8月3日《檢察日報》)。

　　就在同一天，重慶市第二中級法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重慶所辦理的最大受賄案――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晏大彬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晏大彬收受工程承包商賄賂共計2226萬元，新華社的報道說，這一受賄金額相當于巫山縣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上述兩則新聞發生在同一天，也許是巧合，但偶然中有必然：動輒受賄成百上千萬元的商業賄賂案件屢屢發生，是中央決定進一步加大查處商業賄賂案件工作力度，要求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部門全力突破大案要案的客觀動因之一。

　　自2006年初中央部署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以來，各級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部門嚴肅查處商業賄賂案件，專項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但是，由于滋生商業賄賂的條件依然存在，在一些重點領域，商業賄賂案件仍然呈現出易發、多發態勢。主要特點是涉案人員級別高、涉案金額大、涉案范圍廣、嚴重損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等等。如陳良宇、鄭筱萸、何閩旭、周良洛等人的案件，受賄金額分別達239萬、649萬、841萬、1672萬元，不僅貪官級別高，而且窩案串案多，有的還有瀆職犯罪。

　　商業賄賂大要案之所以屢屢發生，除了涉案貪官膽大妄為、欲壑難填外，與商業賄賂多發的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資源開發和經銷等領域以及銀行信貸、證券期貨、商業保險等方面的特點有關。這些領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所以國家投入的資金大、項目多。也正因為如此，相關官員的權力也就大，經常能夠審批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項目資金。如果制約監督乏力，就很容易出問題。而對一些商人來說，只要利潤能大于成本，就會采取行賄等不法手段。于是，就有了“提成”、“回扣”、“返點”等商業賄賂名目。而且利潤越大，“提成”、“回扣”、“返點”就會越高。這是造成一些重點領域商業賄賂案件尤其是大要案易發、多發的重要原因。如晏大彬就是在巫山縣公路、橋梁等工程發包、修建過程中，為他人或其所在單位謀取利益，從而受賄2226萬元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找到遏制商業賄賂大要案易發多發，從源頭上治理商業賄賂的路徑：一是有針對性地加強官員的廉潔從政教育，打牢正確行使權力的基礎。二是建立完善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制度，防止一人說了算，為權力正確運行提供保證。三是強化國家大額資金、重大項目的管理和監控，發現異常情況及時調查糾正，這是防止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關鍵。四是加快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及相關改革，如完善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制度、規范土地征收和使用權出讓制度、 推進產權交易市場建設、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等，這是治理商業賄賂的長久之計。五是加大查辦案件力度，對官員受賄案件，不論級別多高、權力多大，發現一起要堅決查處一起。同時，嚴厲查辦行賄案件，使行賄者得不償失。這是治理商業賄賂的剛性措施。(作者：王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