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京接人”的成本

　　官員們承認“接人”成本巨大。

　　“只要是正常到規定的地方登記上訪的，比如國家信訪局的，一般是不會打電話要求底下接人。”元氏縣信訪局原局長張月辰說，他們去接的主要是在國家規定的上訪登記部門以外，例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釣魚臺、外國大使館等地。

　　曾多次到北京接人的張月辰回憶，北京市南三環的馬家樓是他經常去的地方，“一排一排的大廠房被改成上訪者‘分流中心’，每個省都有一間，凡不到規定的地點進行上訪的都會被警方送到這里。”

　　張月辰介紹，上訪者進入分流中心，都會被一一登記，由分流中心通知所在的省或各地駐京辦去“接人”。分流中心每天下午五點關門，關門之前還沒有被接走的將給予放行。張月辰說，很多時候，他們接到通知趕到時已到了下班時間，而上訪的人已被放走，他們只好住下來，“跑遍京城去尋人”。

　　“一去一回，光過路費和油費就要一千多，期間還不算工作人員在京的住宿費和招待費。”張月辰說，平均接一個人的成本大約是一千到三千元。

　　上訪者只需花50元左右就可以進京“告狀”，而地方政府要把其接回來，一個人至少要付出高出其數十倍的成本。

　　除了“分流中心”，張月辰也經常到北京南站附近“上訪村”去接人，有一次他甚至在南二環的橋苑賓館住了半個月。

　　“不僅成本巨大，大多數時間都由包案領導、責任單位負責人和所在鄉鎮派出所組成一個小組，每次都要四到五個人一輛車，分頭在北京找人。”張月辰說。

　　據元氏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勇軍說，北京當地的值勤民警在街上發現上訪者，都會將其帶到派出所進行登記，“民警們登記非正常上訪者都會記入考核，有時會幫忙代為看管幾小時，因此我們去了，總免不了請人家吃頓飯表示感謝。”

　　有的上訪戶不愿跟著車子回縣里，縣里去的人只好花錢在北京陪著，直到將其勸回。

　　王勇軍介紹，該縣有一對姓裴的兄妹，因不服省高院的判決，屢次進京上訪，其所在的鄉鎮平均每年要花兩三萬元去“接人”，而該鎮一年的總經費只有20萬元。

　　書記“權力”與信訪問責

　　7月15日是縣委書記李義增的接訪日。當天早上8點剛過，他就帶著縣委辦主任趕到信訪局。“為了讓他幫我記一下，免得自己忘了。”李義增說。

　　據李義增回憶，接訪當天，他一共接待了20撥，有七八十人。從上午8點多一直到下午兩點，“期間有幾次想去廁所，但由于人太多，只好憋住了。”李義增說。

　　“當天來登記的人明顯比平時多，”縣信訪局長梅慶芳說，書記接訪當天現場解決的有14起，另外7起也都責成相關部門給了明確答復。在李義增看來，縣委書記接訪能起效，一是因為手中有“權”，再就是他所能調動的公共資源較多。這兩項能督促干部責任心，有利于直接解決問題。

　　也有地方的縣委書記抱怨，這兩項解決問題的“撒手锏”都比原來有所減弱。

　　地方官員的邏輯是，近幾年，縣里許多職能部門如國土局、技術監督局、食品藥品監督局、工商局等紛紛“上掛”，其人事、財政都歸并到市里或省里。從約束干部這一項來看，縣委書記的“權”是在減弱，而隨著縣辦國有企業的陸續改制，黨政一把手可調動的公共資源減少了。

　　“與前幾年相比，此次大接訪更多要依仗書記個人影響和處理問題的協調能力。”李義增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現在老百姓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越來越強，書記找政策和法律答復問題，不能做‘三拍’(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領導。”

　　信訪局的干部，更擔心由此而來的上訪潮。“書記接訪的成效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效應，7月份的上訪量一天比一天多，8月份估計還要多。”梅慶芳說。

　　李義增把書記接訪比喻為“大合唱”，不是“獨角戲”，能把上訪者留在縣里，總有辦法解決。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教授陳秋明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書記接訪，直接的目的是借助‘一把手’的推力促使問題解決，而更深層次地看，是為推動信訪問責制度鋪路。書記大接訪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解決問題的關健還是完善信訪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