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之惑

　　王國紅(廣西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財政困難：財力越來越弱，事情越來越多。“一級政府，一級事權”、“中央點菜，地方埋單”的財政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經濟型地方政府的形成。

　　權力困局：權力越來越小，責任越來越大。地方權力的不斷上收導致了地方政府組織功能殘缺，管理職能弱化，處理手段有限，行政效能難以發揮，權力與責任不對等的現象十分明顯。

　　行為困惑：該做的做不了，不該做的得做。為了緩解自身財政困難，經濟型地方政府不得不過分追求經濟增長指標。與此相反，很多地方政府應該做的事卻無力或不愿去做。

　　管理困擾：外有條塊分割，內有效率低下。省市等上級部門也對縣鄉的工作管得過多，不僅程序繁雜，而且檢查評比名目繁多，使基層政府窮于應付、苦不堪言。

　　干部困倦：工作特別辛苦，待遇難有提高。我國省以下的干部崗位目標管理責任制實際上是一種壓力型的干部管理制度，完成上級定的指標，就是“全好”；相反，一旦某項任務沒達標，就是“全壞”。

　　民生困苦：疾苦長期存在，自治難以實現。在免除農業稅后，地方政府對農民的治理基礎已不復存在，干群關系成了“蛙水關系”。(注：此為王國紅教授發言的部分摘要，全文將在本刊近期推出的《中國基層政權》“特別策劃”中刊登，敬請期待)

　　現場點評

　　江蘇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教授 尤 佳：地方政府治理最主要的問題在于權力結構沒有解決好，就是中央和地方到底是什么關系不太明確，權力結構不清晰，帶來利益結構不清晰。地方治理要靠地方政府，這就導致上面有些政策一到下面就被執行歪，因為地方還有很多獲利的途徑。同時由于干部都是由上面來考核，到了地方都是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一把手每天都要對付“一票否決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領導干部天天忙于應付、開會、應酬，將責任壓到下面，最后落到社區。要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還是要先從中央做起。

　　權力結構如何尋求最佳平衡點

　　徐鴻武(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原主任、教授)：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有兩種機制作為必要條件。一種是動力機制，另一種是平衡機制。如果一個社會缺乏動力，社會發展就會停滯不前。如果失去平衡，社會就會出現動蕩。

　　關于政治領域權力結構的平衡與協調，我談以下幾點想法：

　　國家與社會的平衡與協調。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基本實現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平衡與協調，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我們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經驗是：第一，擺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國家由社會產生，國家為社會服務，不能顛倒。國家職能的確定，政府作用的發揮，政府目標的實現等，都必須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第二，努力減少國家對社會的負擔。

　　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協調。公民權利是國家權力之源，但在政治發展進程中常常會出現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嚴重失衡現象，即國家權力無限膨脹，公民權利不斷弱化。改革開放以來，公民的基本權利得到保障，公民人權得到尊重，公民社會組織也不斷成長壯大，基本實現了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協調。但必須看到，由我國國情所決定，公民權利的行使要想完全達到憲法規定的目標要求，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我們一定要注意限制和克服國家權力無限擴張的慣性傾向和權力部門利益化傾向。要按照十七大精神，在“擴大黨內民主”和“擴大人民民主”上作出重大努力和邁出實質性步伐，真正實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平衡與協調。

　　決策權、執行權與監督權的平衡與協調。鄧小平指出，我國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現象表現于兩個方面，首先是過分集中于黨的組織，如“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其次是過分集中于個人，把黨的領導變成了“個人領導”。經過多年以來的實踐，我們已經基本形成了在共產黨領導下，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制約與相互協調的機制。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這就為我們實現決策、執行、監督三權的平衡與協調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務，也為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指明了方向。

　　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政治權利的平衡與協調。隨著市場經濟與現代化的發展，必然帶來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社會結構的分化，橄欖型社會結構趨勢在所難免。以占有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多寡來劃分，必然存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強勢群體在政治權利方面，具有比較多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弱勢群體則相反。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渠道不夠暢通，他們的權利也就難以實現。

　　總體來看，只要我們做到了以上四個方面的平衡與協調，就能夠保證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使我國在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現場點評

　　北京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 馬占穩：徐教授很有新意地提出了四個平衡與協調，把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方面準確地點出來了，值得我們深入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