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問責可以平息民怨，但決不只是為了平息民怨。在問責官員已成常態的現實下，進一步強化問責決策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是完善問責制度，約束和督促權力盡職盡責，以及讓官員時刻保持對權力有敬畏之心的必要之舉和根本途徑。

　　2008年的9月，稱得上“官場震蕩月”，許多地方的領導人名單將就此改寫：9月14日，因“9·8” 潰壩事故，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9月16日，因“三鹿奶粉”事故，石家莊市分管農業生產的副市長張發旺等相關責任人被免職，兩天后，市長冀純堂被提請免去市長職務；9月21日，深圳龍崗區副區長黃海廣因“9·20”特大火災被提名免職；9月22日，因“9·21”登封礦難，登封市市長吳福民被建議免職。

　　各類事故頻發，必然要有人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權力問責首當其沖。尤值一提的是，由于這幾起安全事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為責任，性質特別惡劣，在同一時段集中爆發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對公共安全的沖擊非常之大，及時、高效、嚴厲的問責，不僅能體現出對生命的敬畏和對權力的烱戒，也是對民意的鄭重回應和對公眾心理的適度安撫。

　　但在高調“免職”聲中，公眾仍需對問責的決策過程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持續發問。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知道哪些官員被免職了，還需了解他們為什么被免職，是出于直接責任，還是出于間接責任，哪些人負的是法律責任，哪些人負的僅僅是道義責任。進一步而言，這些被問責的官員中，有沒有人涉嫌官商勾結，有沒有人以權謀私，中飽私囊，有沒有人恣意玩弄權術，任意而為。這些問題，不能因為一個“免職”令而石沉大海，更不能游離于公眾視野之外。我以為，這不僅是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也是為了給這些被免職官員一個公正的政治評價。

　　公眾不可能去仔細區分何為“提請免職”，何為“建議免職”，但公眾肯定想知道，為什么免職的是他，而不是另一個人，以及被免職官員在事件當中究竟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固然，我們可以解釋為，這幾起事件的問責均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的，真相正在調查之中，但關鍵因素，恐怕還在于當前的問責決策過程不夠透明的習慣性思維。從“官員被免職后迅速銷聲匿跡，過段時間再悄然復出”的過往經驗來看，此時不問，“免職”便難有下文。

　　問責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問責可以平息民怨，但決不只是為了平息民怨。在問責官員已成常態的現實下，進一步強化問責決策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是完善問責制度，約束和督促權力盡職盡責，以及讓官員時刻保持對權力有敬畏之心的必要之舉和根本途徑。(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