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蘇志佳日前在一次反腐倡廉形勢報告會上談到,年輕干部成為一些不法分子進行集權牟利的重要對象。廣州市去年查處的違紀違法人員222人,其中31歲到45歲占了48.2%。職務犯罪漸趨低齡化,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廣州的數字進一步佐證之罷了。所謂“59歲現象”,不是早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取而代之以“3×歲、2×歲現象”了嗎?

　　為什么走上領導崗位沒有多久的干部迅速沉淪?人們先前給出了不少答案,諸如思想尚不夠成熟、意志不夠堅定、抵制誘惑的能力較差之類。這種大而化之、誰都能脫口而出的原因,難免出于臆斷,或者屬于正確的廢話。蘇志佳說,社會上一些不法分子開始注重對年輕干部進行長期感情投資,據有關部門對行賄人員的調查顯示,43.8%的行賄人會對目前雖未掌握大權,但是有比較好發展前景并可能對今后工作有幫助的年輕干部進行投資。這個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應該切中了問題的要害。古人說:“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眾所周知,“律”與“禮”具有先天不可調和的特性。在人治社會時代也有“律”,然而“律”歸“律”,“律”一旦碰到“禮”,往往要讓位于“禮”、屈從于“禮”。古人對這樣的觀點毫不隱諱,一些現代人雖然嘴上沒說,骨子里卻仍然繼承著這種“文化基因”,行其實也。“情感投資”者對“回報”充滿了預期,年輕干部一朝權在手便要投桃報李,道理正在這里。

　　我們要大力培養選拔年輕有為的領導干部,而“情感投資”者同時卻硬要把他們往另一條路上拉,“爭奪”的雙方該如何定性,頗費筆者躊躇。如果用從前“階級分析”的觀點很簡單,這該屬于“兩個階級”的較量。現在不能這么看問題了,而且,“情感投資”在進行中的時候,很難分清果真是朋友之間的觥籌交錯還是其他。說白了,也就是無法斷定“投資”者是不是“敵人”,因而引發的問題就是不知道潛在的“敵人”究竟在哪里,這就使反腐問題變得相當艱巨復雜了。但是毫無疑問,預防年輕干部沉淪,至少我們知道其中的一個方向在哪里,那就是針對“長期情感投資”對癥下藥。

　　“甘羅十二拜丞相,太公七十遇文王。”如今提拔干部,有片面強調年輕化之嫌,恐怕這也是導致“情感投資”的一個因素。但是不管怎樣,既然我們決定了著力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就要完善“配套設施”,而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本來很有發展潛力的年輕干部沒走兩步就先倒下,然后由媒體總結個“××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