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歲以上中國人的記憶中，“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與“農業戶口”的鄉下人中間，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鴻溝。當年，縣以下中小學兩類不同戶口的學生，不平等是與生俱來的。農家子弟，只有通過升學或參軍才能跳出農門改變命運。作家路遙的小說《人生》之所以感動無數讀者，就因為主人公高加林大喜大悲的人生過山車，將城鄉戶籍壁壘森嚴的不公不義赤裸裸地撕開，令人感喟唏噓。那壁壘，其實是整個國家的一道傷口。

　　不管以何種理由去論證以戶籍制度為“精髓”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合理性，都改變不了其制造社會鴻溝與不平等的歷史荒謬。從這個意義上講，30年前發軔于農村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也開始了對城鄉二元結構傷口的漸進彌合。盡管城鄉戶籍制度在30年來大部分時間段和大多數地區堅冰冷硬依舊，但如同大包干一樣，是中國農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夢想，以及被夢想激發起來的首創精神，頑強地沖擊著不公不義的體制，終于讓堅冰有了消融的希望。億萬不辭艱辛進城擺攤設店的鄉下人，不愿重復父輩的人生、懷揣夢想遠走異鄉的打工仔打工妹，用雙腳沖開戶籍壁壘，至少是“廢止”了城鄉戶籍制度設計時限制人口自由遷移的“初衷”。大包干源于農民自由支配土地的渴望，進城謀生源于農民及其后代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人性本能。

　　作為對農民雙腳選擇的回應，近年來中國許多地方或放寬農民進城落戶和戶口遷移條件，或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分類管理模式，采取統一的城鄉居民戶籍登記，啟動了戶籍改革的第一步。

　　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但就戶籍制度而言，如果只停留于農民的自發沖擊以及在這沖擊下的被動修補，遠遠不能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因為，限制遷徙自由和實施身份歧視的城鄉戶籍壁壘幾乎就是城鄉二元分割的元兇。要破“二元”，自然要先除元兇。

　　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論證：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以人為中心，最高的價值標準就是自由。這個奧秘，應該不只是森一個人的發現。溫家寶總理2003年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就指出：中國的進步歸根到底來自于中國人民基于自由的創造。因而，為了中國城鄉均衡發展，為了整體上依舊窮困的中國農民能夠擁有不一樣的未來，首先就必須讓“自由”成為農民大寫的權利，徹底打通戶籍壁壘等制約中國農民實現自由的最后幾截“斷頭路”。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實現遷徙自由實際上并非最大的難題。盡管一些城市仍殘存暫住證等戶籍壁壘的尾巴，包括農民在內的中國人，自由選擇工作生活地點已經成為不可剝奪的權利。最大的難題，就是至今未有實質性改變的附著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實質歧視與不平等。社保、醫療、就業、教育等基于戶籍身份產生的各種差別待遇，在各地已經或正在進行的戶籍管理改革中，基本上實行的是“遇到難題繞道走”。

　　許多論者已經深刻地指出，解決城鄉發展失衡，關鍵在城市，需要城市拿出道義、良心、責任和勇氣。正是在這一點上，享受改革開放大部分成果的中國發達城市，迄今為止的表現不能不說是令人失望的。不僅城市人口繼續理所當然地享受著戶口所依附的各種公共福利，城鄉公共服務與資源配置不平等的巨大差異依然固化，而且為城市的繁榮貢獻汗水辛勞的龐大農民工群體，除了廉價出賣勞動力的權利，基本上不享受教育、醫療、社保、就業、撫恤等方面的福利。

　　“二等公民”的屈辱與辛酸，成為中國繁榮背后巨大的社會陰影。正是戶籍壁壘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上的社會等級差別，使得“農民工”成了與“中國奇跡”相伴相生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龐大的“二等”產業工人群體。每年春運期間“候鳥”式人口流動奇觀，年復一年地提醒中國：多達數億在城市工作的人們卻不能享受市民權利、無法在城市真正生活，不僅違背公平正義，也繼續抑制著內需，難以支撐可持續的科學發展。

　　隨著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動員令的下達，戶籍改革提速可期。雖然漸進、分步、不能“一刀切”的理由十分充分，但不能成為拖延改革、繼續二元生活的借口。同時，不能太過依賴城市的自覺。推進實質性改革，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出臺改革“時間表”，并徹底剝離附著在戶籍之上的各種不公平經濟社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