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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擺脫“經濟效益至上”、忽略媒體社會效應的思維定式，才能杜絕“封口費”事件重演

　　一場礦難揭開了中國媒體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9月20日，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發生一起死亡礦工1人的責任事故。事故發生后兩天內，共有23家真、假媒體的28人以記者名義前往該礦，領取礦方以各種名義發放的“封口費”。

　　10月29日，中國新聞出版管理部門通報了調查結果。霍寶干河煤礦向山西《科學導報》支付10000元宣傳費，向《山西法制報》臨汾發行站支付2000元訂報費，向中國教育電視臺“安全現場”欄目支付19200元資料費，向假冒中央媒體的假記者支付34500元宣傳費，向《綠色中國》雜志支付10000元會員費，向山西廣播電視總臺支付50000元。

　　事件一經曝光，社會為之嘩然。然而對于“圈內人”而言恐怕都不會過于奇怪，因為這原本是中國新聞行業普遍存在的“潛規則”。

　　拷問的豈止是道德和身份

　　對于這種“潛規則”為何屢禁不止，甚至蔚然成風，嚴重影響了媒體的社會監督功能，影響了其在民眾中的公信力，許多人給出了不少答案。有的認為，這是世風日下、道德敗壞的緣故，應多從從業人員道德素質上去追究；也有人認為，這是對新聞隊伍監管不力所致，比如在此次事件中，不僅大多數記者沒有采訪證，而且還混入個別假媒體的假記者。

　　問題是，僅僅從世風日下、道德敗壞來解讀，似乎很不公平。

　　以媒體從業人員而言，道德素質特別高或特別低的，相信都是極少數，大多數人應該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的普通人，何以這許多普通人一旦干上新聞采訪工作，就很難擺脫“潛規則”的制約？如果僅從從業人員個人道德上去找原因，恐怕這原因永遠也找不齊全。

　　同樣，僅從身份方面去追究事件根源，恐怕也是很蒼白的。即使在國外，由于編制關系，大多數新聞從業人員并非在編、專職，國外大媒體聘用的兼職特約記者、通訊員和自由攝影師，占其工作人員的大半壁江山，這些“準新聞工作者”在工作中同樣相當敬業。在熱點地區搶新聞、甚至為此付出生命代價的，許多都是這些非專職人員。雖然國情不同，外國的那一套未必適合中國，但由此不難看出，以是否具有在編記者身份，來斷定“潛規則”是否風行，是不公平、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此次霍寶干河礦難事件中曝光的媒體，絕大部分也是合法的、正規的媒體。

　　行業嚴格自律才能自我救贖

　　近年來由于中國媒體紛紛走上市場化道路，由國家撥款過度到自負盈虧，不少媒體尤其是經濟類媒體開始利用輿論便利，為自己尋求經濟效益，且不說媒體對廣告大客戶有意無意的百般呵護，已是心照不宣的慣例，差不多已成為專用術語的“軟新聞”、“軟報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也心知肚明。

　　輿論監督的健全、暢通，是社會進步、安定的必要保證。原本，在西方媒體長期“一言堂”的情況下，中國媒體本來就很難在海外發出自己的聲音，如今，“封口費”事件的曝光，不僅極大損害了中國媒體的聲譽，也極大挫抑了國人對社會輿論監督的信任度，長此以往，于國于民都不利。

　　要從根本上杜絕這一不良現象，應該整頓新聞從業人員作風，提高其素質，但更應該做的卻是中國媒體行業內部需要嚴格自律。10月31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負責人就“封口費”事件發表聲明，表示對這次事件中的違規違法新聞從業人員和其所在新聞單位責任人，應一查到底，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正氣盛，則邪氣自衰；根本固，則枝葉自愈。惟有整個媒體圈擺脫“經濟效益至上”、忽略媒體社會效應的思維定式，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影響媒體聲譽、影響社會對輿論監督信心的“潛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