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懂外語是本次面向全國公開選拔的兩大門檻，不少有志者就因為這兩個硬性指標被擋在門外。在全國范圍公開選拔年輕干部，京穗兩地同時開考，萬名評委打分制、等額考察……這次公開選拔的多個創新之舉讓考生感到既刺激又新鮮。

　　1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與百名即將履新的年輕干部座談時解釋了此次公開選拔的意圖：廣東過去30多年，參與了國際上的一些低端產品的競爭，未來幾十年里，廣東要參與高端的國際競爭，就必須有一大批熟悉國際規則，掌握國際通用語言的人。同時廣東要探索成為科學發展的實驗區，還需要有一批較少受傳統發展觀約束，較多開拓創新意識的年輕干部。所以“我們需要再造一批力量”。

　　汪洋評價，這一系列創新的干部選拔方式是“解放思想的產物”，“邁出這一步需要勇氣。”

　　廣東此次公選在程序設計上出現了一些與往年不同的地方，學歷要求是碩士或博士研究生畢業，筆試寫祝酒詞，面試考英語，評委上萬人，等額考察……焦點集中在這些方面，褒貶不一。

　　從1997年廣東省第一次面向社會公開選拔副廳級領導干部開始，廣東的公選之路已經走了10年。一直關注公選話題的中山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撰文指出，公選具有制度變革的含義，“既意味著體制的松動，也意味著執政黨加緊了吸納人才的工作。”

　　在中國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廣東的公選不是獨立事件。今年3月底，南京“公推公選”47名市政府組成人員；河南面向全國公選60名省直副廳級和高校校級領導干部；7月，貴陽通過公推公選產生4位區縣黨委書記；在此之前，嘉興電視直播7個副處級領導干部的公選面試，還在全省首次引入“群眾評委”，群眾評委評分權重20%……

　　廣東此次公選面向全國，而9月同時進行的浙江公選，浙江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副廳長、省政府外事辦副主任的職位則面向北京、上海、江蘇、廣東4個外向型省份選拔，公選119個職位，群眾的評分權重達三成。網友認為，這樣的方式更合理。

　　“陽光公選”是人們對這種新型干部任用方式的期望。而現實中，由于缺乏科學的選人制度保障，一些地方存在借公選之名實行暗箱操作的現象。

　　近年來，在現行干部體制框架內，從公選“村官”，到公選廳局級干部，再到今年廣東公選副市長，作為民主實踐的公推公選，被專家解讀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種進步。

　　“在自己單位待得好好的，為什么非得通過公選來升職？”網友“李大嘴的夢想”對以往的干部提拔方式提出質疑，“升職機制不合理，壓制了人才。”

　　然而，全國各地的公選目前還只在探索中，公選離常規化還有多遠？

　　為保證考試公平、公正，廣東省想出了大評委制來防止打出人情分，但同時其成本也讓不少人關心。一場涉及數千人的考試，需要付出一定的時間成本、考試成本、監督成本、保密成本、考察風險、任用風險和公選工作財力的投入等。

　　廣東省14萬名公務員隊伍，公開選拔一兩百名干部，這個比例不算多。汪洋承認，這總體上不是一個影響格局的行動，但它重要的意義在于導向。“它設置的條件表明我們用人的導向是讓能更好地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人上。”他希望，這種導向能引起全省各級黨組織的高度重視，能夠引起廣大干部對自己適應科學發展的能力作一次內審。

　　資料顯示，2004年杭州市進行的公選干部工作，是該市歷次公選中費用開支最大的一次：支出近96萬元，錄用21個職位，平均每個職位約花費4.6萬元。2000年杭州市公開選拔21名領導干部，僅廣告費一項支出就達49萬元，占了總開支的51%還多。

　　各地的公選筆試和面試試題來源中，有的向考試中心購買，有的請有關黨校或大專院校、有關公選職位部門提供，對一些地方來說，成了財政負擔。

　　由此看來，并不是每個地方都有能力舉行公選，尤其是大規模的公選。有網友認為，“公選，其實主要應當解決不發達地區領導職務的問題。”一個地方要發展，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僅發達地區，其他地區也應該如此。

　　“我們不能僅僅把公選理解為公開考試、公開選拔，公選的含義還應當包括公開競爭，應當由考官投票向人民投票發展。我們有理由斷定，像公選這樣的考試今后會成為正規的、制度化的國家考試，而不僅僅是一些省份、少數國家機關試行的領導干部選才用人的方式。”任劍濤樂觀地判斷。(林潔 陳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