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貴州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貴州省道路運輸條例(草案)》，《條例》明確規定客運經營者及從業人員不得罷運。(11月26日《北京青年報》)

　　貴州省準備出臺的這一“禁令”，一經網絡傳播，旋即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質疑之聲此起彼伏———在現代民主社會，“罷運”是客運人員的一種表達權利訴求的自由方式，憑什么加以剝奪？該條例是不是有侵犯客運經營者權利之嫌，姑且不談，這里我想要說的是：不讓罷運，就“不罷運”了嗎？

　　要想解答上述問題，必須要先來看看客運經營者為什么會有罷運之舉。毫無疑問，作為交通行業職業者，之所以會采取罷運這種極端的做法，是出于無奈的下下之策。一般而言，只有在利益嚴重受損、正當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正當渠道的權利表達得不到有效重視，客運司機們才會選擇這種高代價的、與政府相“對立”、向社會發出“要挾”的方式。說到底，罷運不是目的，爭取權利才是落腳點。從最近國內各地發生的幾起罷運事件來看，情況大抵如此。

　　明知罷運是下下之策還不得不為之，這說明群體性利益訴求體現出高度的一致和迫切性。或者可以說，權利的流失已經危及到這一群體的生存，罷運或許不是最佳的方式、路徑，但罷運又恰恰是一種必然的結果。既然如此，那么，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對“罷運”進行“禁止”，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阻止罷運的產生———在強烈的權利訴求面前，“禁令”的威懾作用幾乎是形同虛設的。更何況，這種禁令本身就不合理，某種意義上說是“飲鴆止渴”，治標不治本。

　　法律制度有剛性的一面，但法律制度同時又有繞不過去的兩個基礎要件：一是維護公共權利，二是尊重民生。離開了這兩個基礎要件，法律制度就偏離了公平正義，容易引起民眾的抵觸，或者因為民眾不支持而淪為紙面上的法律口號。就事論事，我們不難發現，貴州“不得罷運”的禁令，既有封鎖民生權利的意圖，又無視了民生尊嚴。幾乎可以斷言，這樣充滿管理霸道的“條款”不會得到被約束群體———客運經營者們的認同，落實起來障礙重重———出臺何用？徒費錢財和精力而已。

　　在我看來，“不得罷運”簡直就跟不許犯罪一樣幼稚、可笑，出現在法律制度范疇之內，令人遺憾和嘆息。誰都知道犯罪是違法行為，危害公共安全，但為什么還有犯罪行為出現？即便是天天高喊不許犯罪一萬遍，也還是有不法者鋌而走險。如果大而化之的“不許犯罪”有效，也就不需要出臺那么多細化的配套法律了。同樣的道理，要杜絕罷運現象，就必須要先根治導致罷運的病根，或者輔以制度建設對罷運進行防范和疏導，單純硬邦邦的一句“不得罷運”，不是掩耳盜鈴嗎？(陳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