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間有多少農民工在城市失去了工作，被迫返鄉？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介紹，這個數字在2000萬，占1.3億外出就業農民工總量的15.3%。

　　這絕對不是個小數目，兩千萬農民工的再就業，不但關系著他們每一個家庭的切身生活，而且還關系著擴大內需的經濟大局。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的內需還有很大潛力可挖，特別是農村，市場潛力巨大。而要想挖掘農村內需潛力，最起碼要讓農民手中有錢可花。如何有錢？則必然關涉到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也正是基于此，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再度鎖定農村，這是“一號文件”連續第六年鎖定“三農”。與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的“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將“三農”作為擴大內需和財政投入的重點，并通過大幅增加農業補貼、提高糧價和促進農民工就業等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一號文件”關注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印象中還是第一次，這在表明中央對“三農”問題一如既往地重視的同時，也從側面表明農民工就業已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換句話說，金融危機對農村的沖擊已不斷顯現，而那些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很不幸成了最直接的受影響者。

　　以廣東為例，以前春節過后，很多企業都使出不同招數吸引農民工，甚至有老板開著寶馬轎車親自到街頭“搶”工人。然而今年春節，農民工剛吃完年夜飯，就有不少人急著往回趕，目的就是想保住那個來之不易的“飯碗”。來自廣東省勞動保障廳的統計顯示，牛年初一至初五，外省農民工入粵數量約達168萬人，與正常年份同比上升3.8%。這些提前入粵的農民工至少九成為返崗人員，另一成中，8%左右已有明確就業意向，只有2%沒有目標，提前入粵是為了尋找就業機會。雖然九成入粵農民工都是返崗，不存在就業問題，但這種雇方被雇方市場的轉換，一定程度上也是農民工就業壓力的體現。

　　如何化解農民工的再就業壓力？眼下似乎應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方面要解決那些進城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還要考慮那些返鄉農民工的本地就業。對進城農民工，在引導企業多留用、少裁員的同時，恐怕還要給暫時找不到工者以必要的關愛，為他們提供一個再就業的緩沖期。比如說為他們提供一個相對低廉的棲身場所，或者直接為他們發放一定額度的揾工期間的生活補貼，為他們解決后顧之憂；而對那些返鄉農民工，則需要當地政府部門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補貼的辦法，鼓勵農民工回鄉以后自己創業。像廣州市財政拿出1000萬元，對在花都、番禺、增城等地試行土地流轉的，每畝給予財政補貼200元。這實際上就是鼓勵農民工在土地流轉中尋找契機，自己創業。應該說回鄉農民工都帶著一定的技術和特長，具有創業的優勢。關鍵在于為其提供一個創業的寬松環境，給他們一個愿意在農村留下來創業的機會。

　　金融危機影響到每一個人，這是事實。但是農民工的抗風險能力本身就比較低，更應多動腦筋、多想辦法，盡可能促進農民工的就業。“中央一號文件”關注農民工的就業，是民生之需，也是拉內需、保增長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