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旱，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里如湯煮，然而此時卻傳出了“抗旱成本投入過大”、“抗旱不值”、“抗旱賠錢”等論調，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楊汴通對此作出了駁斥，他說：“抗旱關系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經濟大局，不能僅算經濟賬。”(2月11日《東方早報》)

　　筆者查閱了有關資料，發現“抗旱不值論”的始作俑者居然正是本應“心里如湯煮”的“農夫”：同一篇報道就披露“部分農民給其算了筆‘經濟賬’，反映其抗旱澆麥的成本大于其預期收益，因而并不愿意積極抗旱”，前兩天，新華社也有一篇報道說“有些農民不舍得投入，‘抗旱劃不來’的思想嚴重”———如此看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日前宣布啟動我國歷史上首次Ⅰ級抗旱應急響應，舉國上下為旱情揪心，竟然是皇帝不急太監急了？

　　實際上，從這次旱災演變過程來看，我們早就應該感受到農民對抗旱救災的消極態度了。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禾稻枯焦，亦非一日之旱，據報道，旱情從出現到今天已經一百多天了，為什么此前國家防總沒有先啟動Ⅲ級、Ⅱ級抗旱緊急響應，而是一上來就是最高級別的Ⅰ級？為什么旱區的各省市縣政府沒有在國家防總之前啟動各自的“抗旱緊急響應”？原因可以列出不少，但有一條也許非常關鍵，那就是很可能在旱情一開始，農民就選擇了放棄。

　　中國農民是最理性的，他們只需要簡單計算一下抗旱所需要支付的水、電、柴油等的支出，再預估一下賣糧的收入，他們就不難得出“抗旱不值”、“抗旱賠錢”的結論。問題的糟糕之處在于，農民的個體理性導致了整個國家的整體非理性———關于旱情的信息，在源頭上就被截留了，等到國家防總不得不面對時，國家的糧食安全已經亮起了紅燈，十萬火急，只能“Ⅰ級”了。

　　可以肯定的是，農民的這種消極心態，必然會對抗旱的效果產生嚴重影響。因為無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再重視，出動的武警消防官兵再多，但要戰勝如此大范圍的嚴重旱情，沒有農民的積極性是絕對不行的，而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國家就必須解決農民關心的抗旱成本問題。所謂“緊急響應”，我覺得就應該體現在這個地方，否則的話，我們是很難取得這次抗旱救災的勝利的。

　　這次旱災中“抗旱不值論”的流行，暴露了這樣一個問題：糧食安全，事關國家興衰，民族生存，本應以舉國之力，舉全民族之力來解決它，但奇怪的是，我們卻似乎簡單地將其“包”給了農民，這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險的。(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