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距全國兩會尚有一周時間，不過輿論早已進入兩會時間。媒體不僅關心代表委員說什么，也關心起他們開會時怎么坐的話題。比如，有媒體報道：即將召開的兩會醞釀在代表委員座位安排上作改變，每次將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或委員)距離主席臺最近，最后一次大會最后排的代表將成最前位置的代表。這是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召開以來首次調整座位，改變了以往有的代表委員多年坐前，有的則一直坐后的情形。(2月24日《重慶晚報》轉引香港《大公報》)

　　這是一條挺有趣的兩會新聞，公布兩會座位安排的消息，讓公眾了解到兩會代表委員們開會時怎么坐，起碼能消除會議新聞的枯燥性，減少公眾在心理上與會場的距離，使他們對代表委員的參政議政更有親切感——最大的意義至多如此。可竟有媒體認為，代表委員的座位調整體現了平等參政權。

　　我實在看不出“調整座位”與“平等參政”間的邏輯關聯，因為無論坐在哪個位置，與參政權益并沒什么關系。

　　有媒體報道時還特別強調：每次將有五分之一的代表距離主席臺最近——也許有人認為“離主席臺近些”就代表了一種參政權益。可這種權益的實際內容是什么呢？可以很方便地找國家領導人簽名？可以拉近與領導人的心理距離？可以找領導人合影？可以更多地上電視鏡頭？顯然，這些訴求都帶著濃厚的官本位色彩；以離主席團距離的遠近來定位自身的參政權益，糾纏于坐在哪里，這不是一種健康、理性的參政心態。

　　真正平等的參政議政，與座位安排并沒多大關系，首先應在于，讓每個有選舉與被選舉權的公民都有成為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平等權利。其次是不應有官員代表與平民代表之間的差別，兩者應該有平等的發言機會。第三是不應有發達地區代表和貧困地區代表之間的差別，輿論也不能只聚焦于那些發達地區和個別明星代表委員。平等參政的關鍵，在于表達機會的平等，話語權的平等，行使權利機會的平等，表達受重視程度的平等，而不在于坐哪里、住哪里、吃什么這些層面。

　　媒體不必過度夸大“代表委員座位調整”的意義，而應多關注兩會政治生活中那些真正體現機會平等進步的環節。（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