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首次向城管部門派駐治安民警。派駐民警的主要職責是，更快捷、更直接地查處城管人員在正常執法過程中出現的阻礙執法、暴力抗法等治安和刑事案件，更為有效地打擊犯罪，保障城管部門正常執法。　

　　查處治安和刑事案件、打擊犯罪，是警察的天職。派駐之舉可以理解為，使負有查處案件、打擊犯罪天職的警察，能夠更快速、更直接、更有效地履行職責。這是值得期許的地方。　

　　攤販要生存，城管要執法；生存權需要實現，執法壓力也無可回避。近年來，城管執法有些新趨勢。一方面，城管隊伍的組織化程度和裝備水平不斷提升，而攤販依然分散、勢單，也談不上有什么裝備。另一方面，雙方的暴力沖突不斷升級，互有死傷。但每一次暴力沖突都是社會的悲劇，每一次死傷對雙方的家庭和生活來說都是極大的不幸。　

　　如果派駐民警能夠控制事態升級，減少悲劇，減少不幸，當是好事。但是，民警派駐城管部門，也同時意味著城管力量的加強，而城管與攤販等執法對象的力量本就不對等。因此，我們吁請民警派駐城管審慎以行。這不僅是因為“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的官民共識，更主要的是因為此舉還有一些問題有待厘清。　

　　首先，在城管執法沖突中，固然存在阻礙執法、暴力抗法現象，事實上也存在城管執法逾越正常、逾越法規，演變成“違法”執法、過度的暴力執法等現象，城管執法者打死、打傷無辜市民的事件，也屢見報端。那么，派駐民警理應一視同仁地打擊犯罪，不偏不倚地履行職責，既查處阻礙執法、暴力抗法，也查處城管的“違法”執法、暴力執法。這一點，在目前公開的信息中似闡釋不多，有關部門應作出全面的解釋，并向市民作出承諾。　

　　其次，我們注意到，武漢市查違工作會上透露，自2005年以來，武漢城管執法隊伍遭遇暴力抗法400多起，460名隊員受到人身傷害，21人重傷，1名協管員死亡。與此相對的，有多少市民在城管執法中傷亡，我們沒有找到相關數據。在對其他城市的搜索中，我們發現，對城管傷亡的官方統計，遠多于對執法對象傷亡的統計。傷亡統計的不對等，一如力量的不對等。這種不對等，可能會削弱繼續增強城管力量的說服力。　

　　此外，今年初，新華社發表長篇“新華視點”文章指出，破解城管執法沖突的根本，在于進行城管體制改革，在于城市管理與服務理念的轉型，即“承認小商小販的背后有民生所系，承認流動攤點對城市低收入群體生存的意義。”而況，金融危機當前，經濟不景氣，更是應該寬容和溫和對待小攤販的時候。當然，即使是在拆遷、拆違之中，對抗式執法也是治標之策、權宜之計，而非治本與長遠之策。　

　　向城管派駐民警的效果如何，有待實踐檢驗。若能“更好地為武漢‘兩型’社會和'1+8'城市圈的發展，提升武漢城市管理水平服務”，當然最好不過。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不容褻瀆，但務請保持審慎，注入更多的柔性因素和人性因素。　(本報評論員　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