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海南省東方市感城鎮感城村一名初中學生被打,導致3月23日村民打砸燒感城鎮政府和邊防派出所,緊接著3月25日感城鎮感城村和寶上村數千群眾又發生大規模械斗,釀成一死六傷的慘劇。在“3·23”事件發生后,3月24日,當地一新聞發言人曾表示,“事態已基本平息,群眾情緒穩定”,但迅即又爆發了“3·25”事件。這表明,當地維穩工作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果僅僅把責任歸咎到“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少數挑撥教唆的違法分子”身上,又或者單純地對相關負責官員免職,所起作用并不大。由于以往此方面已經積累太多經驗教訓,有必要從其他方面進行反思,一是防微杜漸,二是尋求破解之法。

　　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呈高發態勢,給政權穩定帶來了極大挑戰。而且群體性事件爆發的原因也漸趨復雜,有的是利益糾葛,有的是非直接利益沖突的社會泄憤,有的是不法分子教唆,有的則是偶然突發。因此,處理群體性事件不能簡簡單單一堵了之、一抓了之。

　　以感城事件觀之,作為沖突對立的雙方,感城村和寶上村的群眾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分析事件發生原因時卻不謀而合。他們認為,當地政府和派出所,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治安問題麻木不仁,鎮政府、邊防派出所就成為“3·23”事件中群眾發泄不滿的對象；鎮村兩級組織和派出所一些干部、干警或貪污墮落,或為當地違法行為充當保護傘,在群眾中失去了公信力、影響力,難以說服勸阻群眾。從各種情況來看,當地基層政權基本上處于半癱瘓狀態,譬如村民反映遇到事情去派出所報案,派出所還要先收報案費才會出警,但出了警也經常不處理,及至于當地治安惡劣,村村開賭場。

　　沖突雙方居然齊齊把沖突原因歸咎到基層政權身上,再加上貴州甕安、云南孟連等地發生的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都是突發性公共事件,但并非偶然,而是長期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淤積的結果。這些官民矛盾雖然具體表現為部分干部的不作為、亂作為、強作為,但長此以往,就使得基層政權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變異,不僅不信任基層政權,而且不滿情緒滋長,日積月累,一旦遭遇突發事件,就可能從社會情緒上形成爆破口,借機演變成社會泄憤事件乃至一定范圍內的騷亂。

　　基層政權與群眾打交道最多,各種各樣的社會政策都需要基層政權來進行落實,各種各樣的財政稅收也需要基層政權來執行或保駕護航,基層政權面臨著上上下下各種各樣的壓力,這都是事實。但我們也要反思為什么基層政權容易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主角,基層政權有沒有改革的余地,以避免矛盾的多發?整頓部分基層政權,不是說要把基層政權一棍子打暈,而是要從政策導向上改變基層政權頭重腳輕的執政現狀,避免基層政權利益化,尤其是與民爭利。基層政權是具有傳導效應的,對基層政權的不滿隨時可能向上傳遞,變成對更高一級政權的不滿。雖然這種傳導有時看起來比較緩慢,但同樣日積月累,也會形成新的社會情緒。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現象。

　　因此,有必要對矛盾多發地區基層政權的運行狀況進行摸查,深入剖析矛盾原因,及時總結,對需要調整的政策進行果斷調整,從根源上紓解官民矛盾。(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