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儀式，以表達對印度1959年以來接受其一行流亡的感謝。“在人屋檐下，哪敢不低頭”，如果達賴喇嘛只是從“知恩圖報”的角度，說幾句討巧的話也就罷了，卻不料此人連這種場合也不肯放過，在用盡其所能想出的一切美好詞藻討取主人歡心的同時，又一次對中國中央政府大加污蔑，甚至不惜歪曲歷史，出賣民族利益，其以恥為榮的表現(xiàn)，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把武裝叛亂打扮成“和平起義”

　　達賴喇嘛在這篇感謝辭中回顧其1959年流亡國外的過程時說，“我和西藏地方政府曾努力在‘十七條協(xié)議’基礎上與中方和平相處，但一切努力都最終落空，藏人除了于1959年3月10日發(fā)動反對中國野蠻統(tǒng)治的和平起義外，別無選擇。”達賴喇嘛在這里又一次提出1959年3月發(fā)生在拉薩的事件到底是“和平起義”還是武裝叛亂的問題。

　　其實事情本身很清楚。1957年，四川藏區(qū)一些土司、頭人為反對民主改革而組織的叛亂武裝，在當地遭到打擊后逃竄到西藏，在拉薩成立了“四水六崗”組織，以統(tǒng)一指揮叛亂武裝各派別之間的行動。1957年7月4日，“四水六崗”以給達賴喇嘛敬獻“金寶座”為幌子，向達賴喇嘛呈送“將所有藏區(qū)歸達賴喇嘛領導，對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永遠不改”的報告。達賴喇嘛不僅接受了“金寶座”，還給前來的500名代表掛了哈達，西藏地方政府又以達賴喇嘛名義向“四水六崗”贈送了禮品，表明對這個叛亂武裝的支持。在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縱容和支持下，叛亂武裝在西藏到處燒殺劫掠，奸淫婦女，襲擊解放軍和干部職工，規(guī)模不斷擴大。

　　1959年3月9日，西藏地方政府散布“達賴喇嘛要到軍區(qū)看戲，漢人準備把達賴喇嘛劫走”謠言，要求每家都要派人到達賴喇嘛居住的羅布林卡請愿。3月10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涌向羅布林卡，盤踞在拉薩周圍的近萬名叛亂武裝向拉薩集結，將羅布林卡圍得水泄不通，西藏地方政府打開軍械庫，公開給叛亂武裝發(fā)放槍支彈藥。13日，叛亂武裝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名義向各地下達命令，“所有18歲到60歲的男人，都必須自帶武器、彈藥、食物，立即趕來拉薩，不得遲緩。”叛亂武裝頻繁開槍開炮挑釁，到3月20日凌晨，更向我駐拉薩的黨、政、軍機關和企事業(yè)單位發(fā)動全面軍事進攻。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解放軍奮起反擊，拉開了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序幕。

　　有關武裝叛亂的這一段歷史有大量的當事人回憶、文獻和影像資料為證，已經為人們熟知，而特別有趣的是，其中包括達賴喇嘛本人的著述。達賴喇嘛在1962年撰寫的自傳《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中，第九章“暴動”講到：“我到拉薩后不久(注：指達賴喇嘛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后于1957年4月回到拉薩)，整個東部、東北部和東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與中部西藏仍然相對地平靜”，并毫不隱瞞自己“極其欽佩這些游擊戰(zhàn)士們”。至于1959年3月拉薩發(fā)生的事，達賴喇嘛在這本書中繪形繪色地描述其周圍“多數人以棍棒、鐵鍬、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裝自己，部分戰(zhàn)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槍、機槍，甚至有十四五門迫擊炮”，他本人也曾“接過步槍，扛在肩上”。在這本書里他也不諱言，堪窮索朗江措被叛亂分子用石頭活活打死。達賴喇嘛1990年出版的另一部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還有進一步交待，“每個人都是全副武裝，甚至我的私人廚子也扛著一具火箭筒，腰間掛滿了炮彈。他是個曾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年輕人”。達賴喇嘛除了用大量文字描述武裝叛亂活動，還抱怨當時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供應的槍炮太少太差，“美國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應美制的裝備。他們空投的都是粗制濫造的火箭炮及老舊的英制步槍，后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極為普遍，萬一被敵方擄獲，也無法追蹤來源”。

　　總的看來，達賴喇嘛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對武裝叛亂的回憶和描述，雖然也盡力加以遮掩和美化，卻也不完全否認其武裝和暴力的特點，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特別是拿到諾貝爾和平獎之后，才逐漸變了臉，甚至發(fā)展到對“藏獨”勢力過去和現(xiàn)在的暴力行為一概不承認的地步。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去年分裂主義分子制造拉薩“3·１4”嚴重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打死燒死無辜藏漢群眾18人，達賴喇嘛至今還咬緊牙關，聲稱那只是一場“和平示威”行動，甚至幾次編造“中國軍警化裝成暴民”的謊言。達賴喇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深知，一旦他和任何暴力掛上鉤，他的“和平主義”、“非暴力”桂冠就戴不穩(wěn)了，他的政治資本就要隨之縮水。達賴喇嘛如果真心想同暴力劃清界限，那是可以的；如果一方面繼續(xù)使用、鼓勵暴力，一方面又給暴力披上“非暴力”的偽裝，那除了表明其偽善，不會有其他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