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日前正式聘請14名記者為特約新聞觀察員，并向他們頒發了由省高院院長許前飛簽發的“新聞監督護照”。今后，這14名特約新聞觀察員在全省法院系統采訪時，將享有更大的便利。(4月14日《人民日報》)

　　從某種程度上說，云南省高院此舉應該是開明的。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將“防火防盜防記者”奉為圭臬的大背景下，云南省高院簽發“新聞監督護照”本意應是為了加強輿論監督。然而，“實體正義”不能代替“程序正義”，云南省高院此舉廣受公眾批評當在預料之中。

　　在諸多公共輿論事件中，政府部門選擇媒體發布消息已成常態。譬如，在不久前的“習水性侵幼女案”中，習水法院便只允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的4名記者進入庭審現場。云南省高院雖然聲稱“對于其他媒體記者的正當采訪，我們還是一如既往地歡迎”，但為部分記者簽發“新聞監督護照”，卻無疑將媒體分成了三六九等。這樣的做法當然是不合適的，因為所有媒體都應該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并不應該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應該有平等獲取政府信息的權利。

　　將選擇媒體的“潛規則”制度化，將輿論監督的控制權“顯規則化”，這是“新聞監督護照”的真正可怕之處。云南省高院對特約新聞觀察員們提出了“嚴格要求”，雖然這些“嚴格要求”與當前法律法規并不違背，但因為“自由裁量權”在云南省高院的手中，難免在實際操作中被濫用，從而侵害記者正當的采訪權——相較于媒體無法監督而言，將輿論監督的控制權放在被監督者手中，顯然更為可怕。

　　記者的采訪權是憲法賦予媒體的權利，任何政府部門都無權在這一權利前面再設門檻。遺憾的是，那14名記者卻“欣然”接受了“新聞監督護照”。這是媒體及其記者在向權力低頭，同時也折射出公眾監督和媒體監督的乏力。可以想見的是，倘若憲法中的監督權能夠得到真正落實，倘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理念能為政府部門所踐行，如此荒誕不經的“新聞監督護照”是不會出現的。

　　就在本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其中明確：在保障公民的表達權利上，中國還將加強對新聞機構和新聞記者合法權利的制度保障，維護新聞機構、采編人員和新聞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保障新聞記者的采訪權、批評權、評論權、發表權。相較于“新聞監督護照”而言，《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中的這些規定顯然更加嚴肅。如果這些規定能夠變成現實，“新聞監督護照”只會成為“畫蛇添足”。

　　媒體競爭力體現的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媒體監督能力對解決社會問題、保持社會穩定，也有著重大的意義。期待《國家人權行動計劃》能夠落實在行動上。唯此，才能改變地方政府及其官員抗拒媒體監督、把接受記者采訪當成一種“恩賜”的現狀，從而真正保障記者的采訪權、批評權、評論權、發表權。

　　□劉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