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內蒙古男子吳保全因為網上發帖批評政府違法征地被兩次“跨省追捕”，他和同樣因發帖被“跨省抓捕”的河南靈寶青年王帥最近引發了廣泛的輿論關注。

　　一些官員為何如此“重視”互聯網上公民反映當地問題的一篇帖文，花那么大力氣用“跨省抓捕”等方式來“處理”這類事件？為什么他們能看到或設想到一個網絡帖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采取各種“行動”應對，卻看不到由于權力濫用、權力失當所帶來的更大負面影響？

　　可以說，一些地方官員出了問題“捂蓋子”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忌憚”互聯網這個“放大器”和“輿論場”。如果不“捂”，那么網絡民意匯聚所帶來的高層關注和輿論聚焦，能夠對所反映的問題以及處于膠著狀態的事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這恰恰是一些人不愿看到的。“跨省抓人”可以說是與“捂蓋子”一脈相承的思路在行動上的表現。

　　此外，一些地方官員法制觀念淡薄，缺乏有效監督，肆意妄為。不論是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表達權，還是最近國務院授權頒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中提出，“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保障公民的參與權” ，都在提醒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慎用手中的權力，尊重公民的表達，正確看待群眾反映的問題，理性對待群眾訴求。

　　但是，這些動輒“跨省抓捕”公民的官員，卻沒有考慮或者不愿意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成本與代價。在這些事件中，政府公信力被嚴重損害，由此導致的干群關系緊張、一些官員被問責丟了“官帽”等后果都說明，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我們所付出的社會成本增加了很多，代價很大。

　　日前，中辦、國辦轉發《關于領導干部定期接待群眾來訪的意見》、《關于中央和國家機關定期組織干部下訪的意見》、《關于把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見》對信訪工作提出的明確具體的要求，為地方政府解決基層矛盾提供了參考。

　　如果一些地方能做到定期、隨時接待群眾來訪，干部主動下訪，主要領導負總責、親自抓，并把化解矛盾作為政績考核重要內容，不讓“小毛病”拖成 “大問題”，同時正確的看待群眾上網反映的問題，變“堵”為“疏”，積極用互聯網這一手段與社情民意形成良性互動，將會有助于形成解決群眾問題的有效機制。如果再能上升為一種理念、一種習慣、一種制度，那么“跨省追捕”的問題源頭或將解決。

　　只有更多官員能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保持權力的謙抑與規范，才能在建設和諧社會、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不再讓“因言獲罪”“跨省抓捕”一次次不合時宜地上演。(穆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