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城市戶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悖論，越是在戶口中附著較多福利內容的地區，戶籍制度改革越難推進，而戶籍制度不改革又無法改變其附著的福利內容。因此，把福利內容從戶籍上剝離掉，以打破改革面臨的兩難處境。

　　戶籍改革是個“老大難”，難在哪里？難在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壯士斷腕，難在各種利益格局盤根錯節，難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現實語境，難在城市戶口附著太高的含金量，當城市戶口特別是京滬穗戶口就是高福利的符號時，戶籍改革便是難上加難。因此，持允而論，蔡昉先生建議剝離戶籍背后的福利內容，可謂“曲徑通幽”，有釜底抽薪之妙，一定程度而言，確乎有利于破解改革困境。問題是，一旦破除福利內容，讓擁有城市戶口的市民與不擁有城市戶口的非市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貌似起點公平，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公平是低端的，即市民和農民一同淪為權利貧困，而不是實現共贏、共富。

　　具體而言，一旦把福利內容從戶籍上剝離掉，那些原本享有這些福利的市民則左支右絀，極力反對，沒有了福利，不擁有城市戶口的外來人口同樣會嘖有煩言，比如那些農民工依然看病難、看病貴，依然無法享受均等的醫療保障，他們的孩子依然上學難，總之他們仍然不能過有尊嚴和體面的生活，因此，這樣的戶籍改革又有何益？

　　一個深孚眾望的改革應該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即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無人吃虧。戶籍改革亦應如此--與其剝離福利，不如拆除樊籬，拆除農民變為市民的各種掣肘，讓農民取得和市民一樣的地位，取得同等的福利。在改革中，一方面應保證市民享有足夠的福利(當然，一些諸如特權應該革除)，另一方面應保證窮人及外來人口同樣享有國民待遇，享受像市民一樣的待遇。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一種浪漫的想象，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國家欠國民的賬太多了，如果與歐美一些國家的福利相比，我國國民所享有的福利更是相形見絀。何況在不合理的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們的農民所享受的福利更寒酸。正是這一體制性阻礙，直接造成農民權益受損，他們無法享受到與市民一樣的福利。此外，在保證城市優先發展、便于管理人口等名義下，農民更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學者秦暉談到歐美國家的福利時曾認為，不管高福利還是低福利，都是從最窮的人開始覆蓋的。低福利就是很窮的人才能有福利，高福利就是不太窮的人也能有福利，但是民主國家從來沒有一種制度是只給有權的人福利，越窮的人反而越沒有福利。以之忖度，我們可以意識到，當下，我們不需要“損有余”，我們需要“補不足”，即彌補對農民、農民工的虧欠，讓他們與市民一樣享有國民待遇。

　　同時，整體而言，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他們本身的福利待遇都有必要再上一個臺階。原因很簡單，我們國民的整體福利仍然薄弱。比如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貝漢衛曾指出，中國政府在總體醫療費用中的公共投入僅為17%，而美國政府至少投入了總需要的45%。而數據顯示，中國醫療公平性全球倒數第四。

　　總之，戶籍改革的要義不是戶口證從二元改為一元，也不是兩敗俱傷，而是皆大歡喜，讓福利待遇也從二元變為一元，讓農民在諸如教育、醫療保障、就業等方面享有正常的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提升福利未有窮期，隨著改革推進，應讓所有人的福利保持水漲船高的狀態，一同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