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上午，“鄧玉嬌刺死官員案”在湖北巴東縣法院一審結束。合議庭當庭宣判，鄧玉嬌的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但屬于防衛過當，且鄧玉嬌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相關報道見10版)

　　至此，鄧玉嬌在法律上恢復了自由身。這樣的結果，暗合近段時間“民間救援”鄧玉嬌的訴求。事實上，多數網友也都為這個結果擊掌相慶。把這個判決與鄧玉嬌案的相關情境聯系起來，這樣的判決符合公眾普適心理，是公眾能夠普遍接受的“結果正義”。

　　之所以說這個判決符合“結果正義”，是因為它符合特定情境下公眾普通的常識判斷，而且，又滿足了相應的法律程序要求。這樣的判決，參考了相關司法取證與鑒定，特別是對鄧玉嬌的精神病醫學鑒定結果，成為“免除處罰”的重要依據。這個判決，既建立在特定“法律事實”基礎上，又體現了對鄧玉嬌這樣弱勢群體的人道主義救助，自然滿足了公眾對“結果正義”的需求。

　　沒有結果正義的法律判決，就算打著程序正義的旗號，也還是掩蔽不了相關的法治缺憾。法律應該講究人性尊重與人文關懷，最大程度保護底層弱勢的權利，這本身就是追求社會正義的最大理性。這也正是鄧玉嬌案的判決能夠獲得民意認同的原因。

　　作為極具影響的社會公共事件，鄧玉嬌案不僅讓民意輿論普遍關注，也引發司法界的爭議。賀衛方、喬新生、高一飛等司法界專家學者，圍繞鄧玉嬌案的相關細節，不停辯論。可以肯定的是，符合公共精神與常識判斷的法律觀點，會獲得民意的支持。

　　事實上，必須承認，司法現實與法治理想之間是有距離的。在走向公民社會進程中，維系現代文明社會的運行的法制規則，不能僅由權力與精英來操縱，它必須深植于公眾的普遍信仰中。對于作為國家司法權力象征的判決書，也必須得到尊重與信仰，這不僅因為它本身是權力象征，更重要的是判決書包含著權力行使是否足夠地還原了公平與正義。

　　對于鄧玉嬌案的判決，公眾有著“結果正義”的饑渴。誠然，對于鄧玉嬌事件的真相，公眾仍有猜測與懷疑。而這一切，恰恰是因為鄧玉嬌案在取證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怪異情狀，存在著公權力失范與無序行為。而在權力失范語境下，一些“程序”是不透明的，一些“程序正義”也會是制造的假象。在這種語境下，鄧玉嬌案的判決，訴求于一種被公眾普遍信仰的結果正義，本身也有著極其重要的法治價值。

　　鄧玉嬌案判決沒有陷于“程序正義”，而是給了公眾一個普遍接受的“結果正義”，這樣的法治選擇，包含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它引領一種更為理性的法治思考向度。只有權力真正告別無序失范，才能在普遍滿足公眾的現實權利預期情況下，找回社會必須的公共理性。從這個意義看，鄧玉嬌案判決也有利于公共理性的回歸。(單士兵)

　　事件進展：

　　鄧玉嬌刺死官員案一審宣判：防衛過當 免除處罰      

　 官方鑒定稱鄧玉嬌有心智障礙 具有部分刑責能力       

　 湖北巴東檢察院以涉嫌故意傷害罪起訴鄧玉嬌      

　　湖北巴東檢察院以涉嫌故意傷害罪起訴鄧玉嬌

　　          時評：官員頻頻亡命于娛樂場所說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