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14點10分報道，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今天在北京拉開帷幕。30多家全球頂級智庫，100多名前政要，諾貝爾獎得主，全球100強CEO共聚一堂，共享人類智慧，共謀全球發(fā)展。這次峰會的主辦是成立不到4個月，被媒體譽為中國最高智庫的中國超級智庫的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對于我國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成立一個如此高端的智庫，中央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智庫的管理體制的改革是一個創(chuàng)新，特別是利用民間的資金組織這樣一個智庫，更好的為我們的宏觀決策、企業(yè)提供一個服務。

　　記者了解到，作為中央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主要負責整個中心的運營，重點是負責課題的研究，研究課題的組織，成果的評審等。鄭新立介紹，中國國際交流中心舉辦此次全球智庫峰會的目的是討論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復蘇的趨勢，研究應對之策。主辦方請了世界有名智庫的60多個名家，還有經濟學家還有一些企業(yè)家，共同討論應對金融危機的問題。

　　和國際知名智庫相比我國智庫的差距在哪里，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距，制約中國智庫發(fā)展的掣肘是什么，多年來致力于社會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院長薛蘭教授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回答了這一問題。薛教師表示：“不一定是差距，可能更多的是不同。確實我們是在不同的經濟社會大的環(huán)境下，國外一些比較知名的智庫，突出的一點它是相對獨立的政策研究機構。第一它是研究政策問題的，另外保持了相對獨立性，都以自己的客觀獨立來做好，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另外一點都是在選定的方向內，目標定位非常明確，而且持續(xù)的做下去，實際上真正有名的智庫都是經過很多年不斷的積累發(fā)展，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這些方面可能我們目前很多政策研究機構，其實我們國家從改革開放以來也有不少各種各樣的政策研究機構的成立，但是我們面對一些問題首先相對獨立性不夠，第二個作為一個研究機構運作模式和他的定位之間不符。比如說我們有一些政策研究機構是政府辦的，既然是公立的就應該保持經費的需求，但是實際上我們沒有更多的經費，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事業(yè)單位可能需要通過其他的方式提供這種研究服務，所以使得他很難再一個特定的領域內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形成自己的品牌。

　　另外一點，前些年，我們相對獨立于政府之外的思想智庫成立起來有實際操作上的困難，這使得我們中國智庫的發(fā)展有一些限制。”

　　對于很多人都說中國智庫發(fā)展最大的掣肘是資金的問題，薛教授表示不同意這一觀點：“資金肯定是非常關鍵的一環(huán)，但是我個人感覺到，其實中國社會可能跟其他社會一樣，不管是企業(yè)還是個人，包括各個方面，都希望國家的政策能夠更加科學更加理智，所以對于客觀公正的政策研究，這種需求是普遍存在的，會有人愿意出資贊助這樣的研究。我的感覺，大家目前對于我們很多研究機構的信心不足，所以他不一定愿意把錢拿出來支持這樣的研究，我個人覺得中國已經發(fā)展到這個階段的話，各方面的資金還是有可能支持這樣的一些政策研究的。”

　　薛教授告訴記者，智庫的真正意義是在政策的過程中發(fā)揮意義。美國的和歐洲的智庫不相同，歐洲智庫有一部分由政府提供資金，美國是真正成為智庫，一般它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當中有這么強大的作用的情況下，如果完全強調智庫一定要獨立對我們的政策不一定有利。中國相當大的一部分的研究機構是跟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比如說跟某些部門有很強的隸屬關系，實際上是有中國政策過程的客觀現(xiàn)實在這里。(記者馮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