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些動輒在媒體面前口出狂言的地方官員，我們不僅要譴責他們的傲慢，更要追問他們，是否還能以民主科學的方式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7月20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報道，最近，陜西榆林橫山縣兩名老師被強令停課，原因是讓他們回家阻止親屬向上級反映當地煤礦私挖濫采的問題，阻止不了就不能回來上班。記者調查發現，在橫山，多名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暗中參股煤礦經營，被陜西省政府明令關閉的煤礦仍在非法開采。橫山縣委書記蘇志中面對記者的突然到訪，躁動地說，“你們中央臺的記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問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輿論監督的正當性毋庸置疑，這是由憲法延伸出來的公民權利，這些年來，輿論監督還成為遏制腐敗的利器。正因為如此，輿論力量也和少數總想任由自己說了算的官員形成了博弈。在這種博弈中，媒體常常處于劣勢，輕的是采訪不受歡迎，遭到百般阻撓，重的是權力濫用者派人大打出手，甚至直接“進京抓記者”。

　　如何對待媒體輿論的監督，本質上就是如何對待民意；傲慢對待媒體的本質，就是傲慢對待民意。溫家寶總理曾說過，“必須懂得一個真理，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媒體的責任就是要報道和追尋社會真相，給民意表達提供平臺，理解了這一點，一些地方就不會把揭丑性報道看成“添亂”。不管是“沒有網絡的時代多好啊”、“記者到底替誰說話”，還是抱怨“記者管得太多”，這些說法一再證明，一些地方依舊固守陋習，依舊排斥輿論監督。

　　一個民主法制的社會，應該是負責任的媒體“管得寬”的社會。對一些動輒在媒體面前口出狂言的地方官員，我們不僅要譴責他們的傲慢 ，更要追問他們的執政能力——一個官員如果排斥媒體監督，甚至濫用權力壓制媒體，他是否還能以民主科學的方式推動當地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就值得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