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納雍縣為解決舊城改造和新城開發拆遷難問題，出臺紅頭文件規定：干部、職員堅持不簽拆遷協議的，停職停薪，有親屬或員工不簽的，也要受到處理。建設局局長張華認為“這是政府協調職能的體現”。(7月30日《新京報》)

　　近年來，從開發商“野蠻拆遷”到政府“株連拆遷”，上演了一幕又一幕鬧劇，既損害了群眾利益，也影響了社會穩定。然而，貴州納雍縣少數官員竟仍然以紅頭文件明文規定不拆遷就“雙停”，簡直讓人匪夷所思。實際上，這哪里是什么“政府協調職能的體現”，分明就是一種“權力逼遷”。

　　拆遷，無論是為了城市建設，還是為了公共利益，毫無疑問都必須依法有序進行，任何超越法律、踐踏法律的權力介入都是不正當的。采取不拆遷就“雙停”的做法，將干部、職工就業和獲得報酬的權利與毫不相干的拆遷“捆綁”起來，明顯有悖于《物權法》以及城市拆遷相關法律法規精神，違反了《勞動法》、《公務員法》等相關規定，說白了就是以權代法、權大于法。既然以這種方式逼迫干部群眾“不拆也得拆”，那么與“暴力拆遷”又有什么區別呢？

　　拆遷本是一個市場行為，完全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現在政府用停薪停職等行政手段濫用公權強行干預，至少折射出三個問題：一是某些官員簡單、粗暴的執法習慣和“懶政”思維根深蒂固；二是一些地方對官員的權力遠未形成有效的約束和監督；三是當前調整拆遷利益關系的體制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理順。在諸如此類的拆遷案例中，政府既是決策者、實施者，也是監督者、裁判者，在這種情況之下，倘若官員權力不受制約而又欠缺法律意識，要想切實保障干部群眾的合法權益是很難的。

　　顯而易見，不拆遷就“雙停”是法治的恥辱。筆者以為，唯有進一步厘清職能、加速轉型，讓政府超脫于拆遷利益格局之外，同時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實行更為嚴厲的問責制度，確保不折不扣地依法行政，才能有效杜絕類似的“權力逼遷”現象，真正把拆遷工作納入到一個公平公正的軌道，才能始終堅決將群眾利益擺在首位，從而贏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張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