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7”飆車案到“8·4”保時捷案，從成都“12·14”4人死亡到南京“6·30”孕婦慘死，一幕幕慘劇觸目驚心。

　　據公安部交管局最新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107193起，造成29866人死亡、128336人受傷，直接財產損失4.1億元，其中，發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12起。

　　一幕幕生死離別的慘劇發生后，人們一再追問這樣一個問題：誰來為頻頻發生的交通肇事踩剎車？

　　在中國犯罪學學會年會上，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教授。

　　“預防與減少交通肇事罪，政府首擔其責。”盧建平告訴記者，“我們常說要行政與司法相銜接，但是行政與司法銜接的環節往往最容易出問題。交通肇事案的很多當事人都有違法前科，為什么犯了小錯后還會繼續犯大錯？酒后駕車、飚車等違法行為層出不窮，交管部門是有一定責任的，他們亟須把交通事故隱患盡量扼殺在萌芽狀態，防患于未然。”

　　“連續發生這么多起交通肇事案件，司法機關的公信力受到了影響。可是司法機關其實也很無奈。”盧建平向記者介紹，胡斌案發生后，浙江法院曾有法官提出，為平民憤，可不可以判重點？然而，經過承辦法官的仔細研究，答案卻是不能。

　　“因為重判，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情節要特別嚴重，而相關的法律和司法解釋已經將情節特別嚴重的條件框死———逃逸；二是換罪名，如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在證據的搜集采納、犯罪嫌疑人主觀意識的判斷上，確實存在著困難。”盧建平說。

　　“這就反映了一個問題，現在刑法體系關于交通肇事罪的相關規定太陳舊了。”盧建平認為，在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間還缺少一個過渡的罪名，他建議可借鑒國外的危險駕駛罪，在罪名的設定上，可將其設定為危險犯、行為犯，如只要喝了酒，汽車一啟動就可以處罰。

　　“立法上如果規定了這樣的罪名，可以起到較好的預防作用，老百姓也更容易接受。”盧建平還建議，對于觸犯交通肇事罪的人，還可以擴大禁駕范圍。

　　“一個行人在路上橫著走路，充其量也就把周圍人撞倒，讓其摔一跤，但是汽車如果在路上橫沖直撞，就成了殺人機器。”盧建平說，汽車在中國普及也就不到20年，人們對汽車的危險性的認識還需要一個過程。“開車人往往喝點酒、超點速不是什么大問題，而把其他人的生命、財產拋之腦后；行人也往往以為走上斑馬線、安全島就萬無一失，‘5·7’案的譚某邊打手機邊走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交通安全意識的強化依賴于文明素質的提高，而這是一個過程。”盧建平說。(本報記者 陳東升 馬岳君 本報通訊員 吳之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