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 》規定酒后駕駛法律責任的一些條款，彈性較大，這難免給人緣、特權、金錢等侵入執法環節的空間，易使違法成本偏向下限。

　　8月15日，按照公安部統一部署，全國啟動為期兩個月的嚴厲整治酒后駕駛交通違法行為專項行動。16日，各地媒體紛紛報道了首日的情形，從中可見，酒后駕駛確非個別，整治刻不容緩。

　　比如，《廣州日報》報道，廣東省當晚查處酒后駕駛1162起、醉酒駕駛78人；《華商報》報道，西安兩小時查處酒后駕駛55人、醉酒駕駛7人；《楚天金報》報道，武漢90分鐘查處87名醉酒或酒后駕車司機；《江西日報》報道，南昌檢查1024輛車便有52起酒后駕駛。

　　這些數字令人不寒而栗——在這些地方，一兩個小時內就查到這么多起酒后駕駛行為，那么，其他地方又潛伏著多少醉醺醺的“馬路殺手”？

　　按理說，酒后駕駛造成的后果非常嚴重，公安機關依法查處應屬日常事務，如果在平常就能嚴格查處，酒后駕駛恐怕就不會這么泛濫，也就不會在連續發生多起酒駕導致的惡性事故后，才在全國啟動專項行動。

　　所以，時下公安部的重拳出擊，雖是正視酒后駕駛泛濫的積極舉措，事情的另外一面卻不可忽略：在某些地方，酒后駕駛行為為何能大行其道，竟發展到了非以為期兩個月的專項行動來整治的地步？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更重要。

　　在目前的各種反思中，除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所言警力有限、難以全時空查處的客觀因素外，筆者認為，首先是一些地方執法不嚴，這包括，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不作為，執法不嚴的欠作為，以罰代法的亂作為。

　　至少，從執法者必須依法辦事看，如果法律法規本身先天不足，源頭缺陷便難以補救，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似乎就存在這方面問題：一、處罰彈性大，執法的自由裁量空間廣闊；二、處罰力度弱，違法的代價太低。

　　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酒后駕駛法律責任的一些條文，彈性就比較大，“處暫扣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處十五日以下拘留”、“處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等條文，難免給人緣、特權、金錢等侵入執法環節的空間，易使違法成本偏向下限。那么，廢除彈性、就高執行是否就恰當了呢？

　　據報道，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表示，公安部將配合有關部門開展立法調研，從法律層面加大對酒后駕駛的行政和刑事處罰力度。這一說法意味著，即使按現行法定處罰高限執行，違法成本仍然偏低，要有效遏制酒后駕駛，僅做到“四個一律”還不夠。

　　因此，對危害嚴重的酒后駕駛，依照現行法律從重執法可望治標，治本則有待法律去除彈性、加大處罰力度。同理，遏制其他交通違法行為也需法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