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1日起，《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規定》開始實施。新規定取消原來錄入和查詢范圍的限制，由建設、金融、醫藥衛生、教育、政府采購等五個領域擴大到所有領域，以加大賄賂犯罪成本，發揮更強的警示和震懾犯罪的作用。檢察機關希望通過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的引領，使社會各個方面都能高度重視對不良信息的監測，加強對不法行為的監管和及時糾正，共同促進經濟社會科學健康發展。

　　此前，當商人王石說自己從未行賄時，輿論的態度在褒獎的同時還保留著質疑。原因不是對王石本人缺乏基本的信任，而是對一種商業困境的擔憂——在行賄風險較小，而行賄受益較大的現實情境下，一個以贏利至上的商人會保持不行賄的自覺？其實，人們擔憂的情形是一種囚徒困境——當一種情形在理論上可能惡化所有人的處境，但在具體時刻可以讓自己受益時，人們有時會禁不起誘惑，采取利己行為。正是出于對這個常識的考慮，人們才對王石潔身自好的表現，不能完全相信。

　　人們在憂慮時，忽視了另一個常識，那就是人們在道德困境前也是可以迸發出主動性的。雖然，在一定的情境下會存在囚徒困境；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人們在這種困境前也是可以堅持底線的。因為，對道德的堅守是主動性的，人們在判斷是否應該堅持道德時，既可以拿別人的道德表現作為參考，同時也可以聽從內心的道德召喚，堅守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因此，筆者認為，王石的承諾和作為是可以相信的。

　　問題是，有多少人可以有王石的信念呢？人們之所以不相信王石是因為不相信他的堅決。即使，王石作為一個個例可以做到，人們也不相信其他人會做到。因此，王石雖然是可以成為一面與行賄潛規則對立的旗幟，但是這面旗幟的追隨者卻難以保證。因此，要想讓更多的人成為王石，讓王石成為真實的榜樣，只有通過制度來打破這種囚徒困境，通過制度來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不是簡單的號召，而是制度性的懲罰與激勵。

　　這個制度就應該包括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是否要行賄之所以成為囚徒困境，原因就在于風險小和受益大。而本身成本并不高的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則可以從這兩個方面針對性的打破困境：首先，將所有領域的行賄行為都納入這個檔案中，讓所有被發現的行賄行為都成為置于監督之下的公開信息，這種絕不漠視的較真，可以打破行賄者的美夢；其次，數據不可刪除或變更，并成為限制的依據，則反映出檢察機關對行賄行為的零容忍，這種堅決的態度，可以使行賄者面對真實的巨大風險，而不是理論上的有可能被發現、有可能被處罰。行賄犯罪檔案的查詢工作，正是在捍衛這樣的基本認知。

　　而且，對行賄犯罪行為的記錄和公開，警示與處罰，其實也是對不行賄的肯定與褒獎，鼓勵與激勵。而且，這種正面評價不行賄不僅是口號上的、道德上的，而是實實在在制度上的，對于那些進入行賄犯罪檔案的行為進行公開和處罰，就相當于對未進入者進行了肯定和推薦。這種肯定和推薦是最好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