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糠

　　“又是糠餅子”！記憶里，楊寶瑞已經數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親。

　　這是20世紀40年代的一個冬天，秋收的喜悅早已淹沒在無窮無盡的對糠餅子的“反胃”當中。母親把小麥殼磨成的糠，混上麩子(小麥磨成面篩過后剩下的麥皮和碎屑)，再拌上楊寶瑞兄弟3人挖來的野菜，點火蒸成糠餅子，全家7口，一年當中有五分之四的時候靠這個充饑。

　　楊寶瑞當時精瘦，而肚子卻因為糠餅子脹肚而渾圓。最難受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動輒幾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飯之后，肚子脹得難受的楊寶瑞只好出門遛彎兒，盼望著走著走著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嗓眼兒里不住地從胃里反上來糠餅子的酸氣。

　　遛彎兒的時候，楊寶瑞有很多時間去“想事情”。十六七歲以后，漸漸懂事的他總是盼望著：什么時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

　　可殘酷的現實讓他幾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畝薄田，最好的年頭，“一畝地也就是能打上來四五斗棒子(玉米)(一斗合30斤)，150斤頂天了”(如今畝產10倍于往昔)。通算下來，一家7口(父親、母親、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來的口糧也只有1800斤，均分到每個人頭上，每天只有7兩糧，“除了吃糠咽菜，還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楊寶瑞說。

　　即使是糠餅子，也有斷炊的時候。進入5月，舊糧已經吃光，新糧還沒豐收，一年一度的“青黃不接”時節到來，父親就會去找地主韓德善借上兩三百斤糧食。

　　日子再苦，也總有游手好閑之人，村里設有賭場，老板正是韓德善。楊寶瑞的父親替韓老板看場子不要錢，楊寶瑞兄弟3人則去給村里的3戶地主當長工還債。

　　“我父親和韓德善的關系不錯，利息沒有那么高，所以我家還算過得去”。楊寶瑞回憶。有些農民則沒有這般幸運，“青黃不接”時去找地主借高利貸，月利三分，利滾利越滾越多，只好等豐收時拿口糧抵賬。通常情況是：如果你有3畝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畝半的糧食要交到地主手上。

　　日久天長，村里還真有兩戶人家因為好賭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徹底淪為雇農。這些事，楊寶瑞都是聽父親等老人講起，說還有更慘的：家里實在揭不開鍋，只好把女兒給地主賣做童養媳，地主付賬的方式是3畝薄田，“等于告訴女孩子，你父母有飯吃了，甭惦著了”！黎明村村支書劉瑞山說。

　　進入1945年，撐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終于投降，18歲的楊寶瑞已經成年，終于等到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謀變

　　在第二年，大批共產黨干部進入楊寶瑞的家鄉，不安分的楊寶瑞加入了地下黨武裝，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輪手槍。父親很是擔心，勸他老老實實務農，楊寶瑞不肯回頭，說“你就當家里沒有我”。

　　在1946年底，共產黨曾經一度控制了楊寶瑞的家鄉禮賢鎮，以減租減息為主要內容的第一輪土改隨之拉開序幕。楊寶瑞畢竟年輕，甚至沒有明白“這是怎么一回事兒”。而國統區與解放區的反復拉鋸也已拉開序幕：國民黨重回禮賢之時，往往又伴隨著地主和富農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糧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參加共產黨地下武裝的8個年輕人，也被“下了槍”。

　　共產黨地下武裝領導人、一位姓馮的書記秘密把楊寶瑞等幾個年輕人找到一起，勉勵大伙兒別泄氣，“將來還要用你們”！楊寶瑞沒有想到，用得著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為主要內容的第二輪土改，自己則成了村里青年隊的隊長。

　　此時已經是1950年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經3月有余。5個身著軍裝的干部進入黎明村時，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兒，這就是土改工作隊。

　　動員工作拉開了序幕。對于這一輪土改，中老年村民積極性并不高。一來，他們的消息閉塞，擔心國民黨去而復來；二來，上了年紀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對分別人的地、拿別人的東西并不認同——甚至土改之后，韓德善等地主的家門口，還時常放著收割后的棒子——一些農民認為，這些地還是你的，我只是幫你收割了而已。

　　但年輕人不信邪，也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很快，楊寶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隊選中了韓德善家中的四合院，開始在數九寒冬里每日上課，聽眾是自帶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課內容則是《土地改革法大綱》。

　　這是楊寶瑞一生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雖然年代久遠，他卻還記得授課的大概內容：(我看毛選、薄一波回憶錄等書，中間不動兩頭平中間一直沒有逗號)中間不動兩頭平(不動中農，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給貧雇農)。那時候的村民普遍不識字，所以院子里也沒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隊口傳身教，一教就是一個月。反復講解的難點是階級的劃分。雇農和貧農好理解，可中農、上中農和富農的界限在哪里？富農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牽扯到歷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隊的5名軍隊干部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

　　楊寶瑞還記得，土改工作隊告訴青年隊的成員們：富農的出租地，不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