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占祥首選行政復議向鐵道部“叫板”

　　2001年，一場著名的公益訴訟吸引了輿論的廣泛關注:河北律師喬占祥“叫板”鐵道部，要求撤銷其當年1月4日公布的春運期間部分旅客列車實行票價上浮的行政行為。

　　盡管這場訴訟最終以喬占祥敗訴告終，但正如北京市高院副院長王振清所說，該案對中國行政法治進程以及公民維權意識覺醒的推動作用，絕非“輸贏”二字所能涵蓋。

　　人們因此記住了喬占祥，記住那場“雖敗猶榮”的訴訟。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實喬占祥“叫板”鐵道部，最初走的并不是“訴訟”途徑，他首先選擇的是另外一條維權之路———行政復議。他所提出的復議請求，也不僅僅是撤銷鐵道部春運漲價的行政行為，還要求一并審查并撤銷鐵道部作出漲價行為的依據———《國家計委關于部分旅客列車票價實行政府指導價有關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

　　喬占祥為何首選行政復議進行維權?這得從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發(fā)展歷程以及《行政復議法》中一條“意義重大”的規(guī)定說起。

　　行政復議制度的發(fā)展歷程

　　“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經歷了由個別行政管理部門到普遍推行的過程。”在一篇題為《為依法行政不斷注入推動力》的文章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家法室副主任許安標簡要介紹了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發(fā)展歷程:

　　建國初期，我國個別單行法規(guī)中即已規(guī)定復議制度;

　　1979年后，許多法律、法規(guī)中也先后規(guī)定了行政復議的內容;

　　1989年《行政訴訟法》頒布施行后，為配合行政訴訟制度的施行，1990年國務院頒布《行政復議條例》，全面推進行政復議制度。

　　“行政復議制度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同時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如申請行政復議的范圍、條件有一定限制，不夠便民;有的行政機關怕當被告，對行政復議申請應當受理而不受理;有的行政機關‘官官相護’，對違法的行政行為該撤銷的不撤銷，對不當的行政行為該變更的不變更……”許安標介紹說。

　　為了及時、有效地糾正違法和不當的行政行為，切實保護人民群眾的權益，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我國的行政復議制度，1999年4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