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耀成為罪證的年代

　　回到中國，盧肇鈞一邊面對著缺乏基本科研條件的苦惱，另一邊對新政權充滿熱忱。但由于中美意識形態的對立，盧肇鈞逐漸感到微妙的不安氣息，本想按照承諾寫信給美國師友報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勸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權對于海外學子開放接納，但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對于知識分子的態度亦逐漸發生變化。在反右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運動正值高潮的1958年，盧肇鈞終于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黨員的身份并未讓他逃過文革的劫難。

　　文化大革命開始，國門緊鎖、盧肇鈞與美國無法取得任何聯系。直到20年后，與美國同窗聚會時，對方才對他說，“當時以為你已經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始，因為盧肇鈞留學美國的背景、大量海外關系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隊訓話。那大字報啊，多了去了。”盧肇鈞夫人陳善蘊搖了搖頭。由于盧肇鈞平日性格內向，人緣好，所以小環境之內尚有同事加以保護。

　　“有個造反派搶了單位所有公章帶在身上，他有權。有一天，他跟盧肇鈞說，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我來管你。就把他帶走了。”陳善蘊回憶。

　　那個造反派將盧肇鈞帶到廢棄的實驗室，告訴他，每天早早來，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離開，就此將其保護起來。而十幾年前，他離開美國時，同窗無意的一句“把你關在小黑屋”一語成讖。

　　與此同時，盧肇鈞的家人開始翻出祖輩的照片，一一銷毀。盧肇鈞的父親盧學孟留學法國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無異于罪證。

　　文革中，盧肇鈞的大兒子參加紅衛兵組織時，因父親的出國經歷而遭拒。

　　焚燒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實驗室的盧肇鈞熬過了文革。“即使這樣對待他，他也沒抱怨過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國之類。”夫人陳善蘊擺擺手，低頭不語。

　　文革前的1964年，盧肇鈞曾陪同相關領導出訪埃及。自那之后，中國關閉國門，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國人，無法找到任何與世界溝通的通道。盧肇鈞再次出國，時間已是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