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以來，中國大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嚴厲措施，整治汽車時代“全球公敵”——酒后駕駛(酒駕)。對于有著幾千年酒文化傳統和說情風盛行的中國社會，此舉所面臨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

　　無論如何艱難，9月17日，一組來自公安部的數字見證了這場專項行動一個月以來的成效：全國查處酒駕65397起，其中醉酒駕駛10711起，因酒駕引發交通事故320起，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37.5%、36.2%和31%。與此同時，公安部就酒駕相關法律法規的知曉情況，對普通民眾進行調查走訪后發現，群眾對酒駕的后果、處理處罰知曉率均已達到90%，抵制酒駕的觀念漸入人心。對于機動車保有量超過1.8億部，汽車駕駛員接近1.9億人的當今中國，這一成果來之不易。

　　整治酒駕專項行動開展以來，全國公安交管部門對酒駕“零容忍”，并按現行法律規定的最高限處罰。河南、山東等13個省區市開展異地用警、交叉執法，堅決杜絕說情風。浙江、廣東等省對酒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處罰后，一律抄送紀檢監察部門。北京、山東、湖北等地開展軍警系統專項整治統一行動。在上海，有一次醉酒駕車被刑拘的記錄，就會失去持上海市居住證轉上海戶籍的機會……

　　嚴懲酒駕并非只限于上路處罰。“駕駛員，你媽媽喊你不要酒后開車”，近來最紅的網絡流行語被貴州交警創造性地用于宣傳禁止酒駕。在北京很多餐飲場所，餐桌上都擺放著“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的提示卡片。各地公安交管部門還紛紛聯合餐飲行業協會、婦聯、教育部門等，發出酒后禁駕倡議，組織青年志愿者開展勸導活動，產生了積極反響。

　　一番暴風驟雨似的全面清理過后，半月談記者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跟隨當地警方夜查酒駕時發現，這些重點城市的酒駕現象明顯減少。這是否意味著，治理酒駕收效明顯，管理部門緊繃的神經可以暫時放松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長宋建國表示：“酒駕反復性高，僅靠一兩個月整治完全解決酒駕問題是不現實的。目前的治理模式維系成本高，希望能夠用制度的常態化管理將治理深入地開展下去。”

　　事實上，要從根本上杜絕酒駕現象，中國還面臨三大挑戰——

　　平均每7個人中就有一個駕駛員。大踏步邁入汽車生活時代的中國，一頭撞進“酒文化”的懷抱，無酒不成席、不醉不成歡的飲酒傳統，正在把酒駕變成新的社會頑疾。在北京經商的法國人漢斯·安德魯對中國商業伙伴的酒量和眼花繚亂的酒令常常驚嘆不已：“不管是紅酒、白酒還是啤酒，他們總是大口大口地喝干，好像不是品美酒，而是比賽喝白水。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管你會喝不會喝，都要喝！”原本作為一種情感表達方式的勸酒，逐漸演變成逼酒惡習。

　　酒駕難禁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處罰在具體實施中遭遇執行難。一次醉駕事故，曝光的不僅是違法者本人法律意識的淡漠，更有一張張錯綜復雜的說情網。“不就是罰幾個錢嗎？最多不過刑拘，找人擺平就沒事了！”一名醉駕撞死人者的酒后真言，聞之令人發指。中國社會講究人情，有車的人，尤其是敢在酒后開車的人，多少都有點“社會能量”，即便“不幸”被交警抓住，打個電話找人說個情也就擺平了。正是這些原因，使得酒駕在一些人眼中根本不算回事，而讀起來合轍押韻的禁止酒駕宣傳語對他們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在官方擺開陣勢嚴打的同時，是否要修改法律用重典嚴懲酒駕等話題也引起各方熱議。“6·30”南京重特大交通事故發生后，搜狐網就此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88.64%的網民認為，酒駕造成嚴重后果的應按故意殺人罪論處；有4.59%的網民認為勸酒者也有責任；只有1.81%的網民認為按照現行法律處罰就可以。法律界人士也認為，在目前的法律設計下，由于在酒后和醉酒的標準界定、處罰的力度方面過于溫柔，很難實現對酒駕的“零容忍”，單憑交警執法也無法根治酒駕，盡快修法、提高酒駕的違法成本才是良策。

　　今年7月18日，李剛和羅毅兩位成都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刑法，增加“飲酒、醉酒駕駛機動車罪”。談到上書初衷，兩位律師均表示，酒駕肇事不同于一般的重大交通事故，行為人在主觀上不是過失，而是存在放任的故意。很多法律界人士建議，對刑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關法律的相關條款要進行修改，以加大對酒駕的刑事、行政處罰力度。還有專家主張在刑法中增加“危險駕駛罪”這一新罪名，對不勸阻酒駕行為的同車者也要設定處罰條款。

　　但是，也有法律專家對“重典”論也表達了不同看法。交通部法律咨詢專家劉莘認為，與美、日等國不同，酒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之一，國人有勸酒習慣，嚴罰不可能根治酒駕痼疾。此外，立法應該慎重，避免因一時的情緒左右而造成將來的執行難度加大。（記者 李舒 鄒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