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關于修改酒后駕駛有關法律規定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在這一意見中，公安機關傾向于以嚴厲的刑事處罰和行政規制手段，加大對酒后駕車特別是醉酒駕駛等危險行為的打擊力度，其中包括將醉酒駕車納入犯罪、對酒后駕駛不勸阻的同乘者罰款等。

　　在酒后駕駛行為日益成為公害時，公安機關適時提出修法動議，這是其積極履行職責的同時，發揮行政執法效能以促進法律制度完善的負責任舉動。但就“征求意見稿”的內容來看，其中既有合理性的成分，也有需要謹慎處理的地方。

　　首先來看刑罰方面的修改，如果簡單設立“酒后駕車罪”，可能還不夠全面。實踐中，除了酒后駕車，還有其他駕駛行為同樣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比如超高速行駛、無證駕駛、故意駕駛嚴重不符合安全性能的機動車等。顯然，“酒后駕車罪”不能完全囊括前述行為。也許，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外延加以適當拓展，確定其不窮盡列舉的立法方式更合理。

　　根據法律的補充性原則和過度性原則，除了對具有嚴重危險性的危險駕駛等行為規定刑罰，還需要行政規制雖不構成犯罪，但依然需要嚴厲禁止的一般危險性駕駛行為。即便如此，對酒后駕車等危險駕駛行為的行政處罰力度，也不宜無限度提高，否則就可能造成行政法上的不平衡。“征求意見稿”提議處罰不制止醉駕的同乘人，就需斟酌。

　　行政處罰的對象，通常是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人，這種行為一般需要具備直接違法性、過錯性和實際損害等條件。換言之，如果一種行為僅違反道德義務而沒有直接違法，則不應法律處罰。勸阻酒后駕車應成為社會風尚，但這只是道德層面的要求，如果將道德要求無限度上升為法律義務，就可能擴大處罰范圍，形成公權的過度干預。

　　公安機關也許是認定搭乘者和駕駛者具有“同道性”，因此主張一并處罰。但問題是，駕駛者的駕駛行為和搭乘者的乘坐行為，屬于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行為，乘坐行為不至于發生法律意義上的侵權后果，而駕駛行為則時刻可能侵權。一并處罰的動機，混淆了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行為。

　　從實踐的層面看，即便法律規定可以處罰搭乘“酒駕”者，也會發生問題。比如，如何確定乘坐人“明知”駕駛人的“酒后”狀態，難道要讓乘客隨身攜帶酒精測量儀？又如何確定乘坐人沒有勸阻“酒駕”者，或者雖然乘坐人勸阻了，但“酒駕”者依然故我？假如可以處罰乘客，是否還可以處罰放行車輛的道路所有人和管理人？

　　此番征求意見稿的目的，是想通過全方位監督以遏制酒后駕車，但實際上，如果真正在法律制度層面形成對駕駛人的全方位監督和規范，做到刑罰和行政處罰合理設置、過度自然，保證執法的嚴格和恒定，就能有效打擊和嚇阻酒后駕駛現象，維護交通安全與文明。

　　□陳杰人(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