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司機孫中界聲稱遭遇“倒鉤”并“斬指鳴冤”事件仍然在發酵，此前，上海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的調查結果稱，孫中界一案取證手段并無不當，然而，這一結論遭到孫中界本人和輿論強烈質疑。多方壓力之下，浦東新區官方21日宣布，一個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中央和地方媒體代表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將對此案深入調查。

　　孫中界案二次調查能否揭開真相，贏得公眾的信任，目前尚不得知。但至少，由社會人士參與組成“聯合調查組”的模式是具有破冰意義的。

　　一直以來，幾乎所有對于公共事件的事后調查，都存在著一大弊病———缺少獨立的調查機制，一個地方出了事，要么是部門自查，如鐵路出事故都是鐵路部門自己在調查，要么是“老子查兒子、左手查右手”，類似的新聞事件俯拾皆是，那種超然、獨立、廣泛吸收民間力量參與的調查，實在屈指難數，此前，云南“躲貓貓”事件中出現的網民調查團模式，曾經掀起了小小的波瀾，但轉瞬陷入沉寂。

　　調查不獨立，無法擺脫利益網絡的羈絆，最終的調查結果也就往往難以服眾。就像此次的上海“釣魚執法”風波，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去查下屬的執法大隊，一兩天就拿出所謂的結果，如此危機處理，再次映照出某些地方政府部門在應對公共事件中的茍且心態與愚民思維。

　　那么，二次調查有民間力量介入是否能做到公正呢？目前看來，還不是樂觀的時候。

　　在國外，類似的獨立調查機制的啟動，首先需要經過一個調查人員的篩選程序，僅僅調查人員名單的確定就可能要不短的時間。然而，上海調查“釣魚”執法的民間調查組，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立了，這些人是怎么產生的，他們姓甚名誰，他們每個人是否有參與這種調查的素質和能力，他們是否與被調查部門存在人情利益的糾葛，獨立性是否經得起考驗……這一切，人們無從知曉。

　　不僅人員的產生不透明，此次調查的方式和過程也不透明，據媒體報道，聯合調查組行事異常低調，消息人士更透露，“所有日程安排，都是通過短信或電話通知調查組成員。”調查組成員雖來自民間，卻是在行使一種公共權力，因此理應接受全程的監督，調查的每個步驟都應允許媒體介入報道，調查的每一次進展都應向公眾報告。

　　更大的擔憂在于，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民間的調查組能“走多遠”也是個疑問。此前云南躲貓貓事件中的網民調查團，雖然其成員滿懷一腔熱情，卻處處受掣肘，不讓攜帶攝影錄音等設備進看守所，不讓調看監控錄像……所謂的“獨立調查”最后實際僅僅是“有獨立、無調查”而已。同樣，上海的“釣魚執法”民間調查，也存在調查權力缺乏剛性的難題，所以，他們是否也會打破類似的尷尬、揭開真相？

　　退一步說，即使民間調查組能在高層官員力挺下揭開孫中界事件的真相，那么，對于媒體報道所揭露出的其他“釣魚執法”個案，對于上海99%黑車司機都遭遇過的“釣魚執法”，他們會否不負眾望一查到底，而不是虎頭蛇尾。

　　也許會有種種阻力，但無論如何，人們對民間調查這次上海“釣魚執法”事件無疑是期待的，也更期待，像這樣的民間參與調查能夠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