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于罷運？

　　10月26日的庭審上，“罷運”兩字是敏感的字眼。當辯護律師提起這個問題時，黎強的回答顯得十分小心。

　　2008年11月3日，重慶市發生8000輛出租車集體罷運事件。當時出租車司機訴求稱，出租車公司收取高昂的規費，導致司機受到嚴重盤剝。

　　據起訴書稱，2008年11月2日，黎強安排其妹夫何永紅召集公司旗下四個出租車分公司開會，傳達11月3日重慶出租車將會發生集體停運的信息，并要求對當日仍營運的出租車公司進行打砸。伍樹峰、何永紅被指是該事件的主要領導者，骨干來有剛和黎德明也曾參與以砸車方式阻止車主上街運營。

　　對此，此前接受過警方取證的司機表示，罷運前晚10點左右，黎強專門召開了出租車車主和司機會議，為出租車罷運提供串聯機會和場所。重慶市兩名道路運輸企業負責人則稱，在罷運事件中，渝強公司曾派出租車分公司經理劉朝富等組織人員，以砸車的方式阻止車主上街營運，甚至還有出租車司機保留了當時渝強實業組織者的指揮短信。渝強實業員工也證實，在罷運剛剛結束后，公司就已經有人被拘留。此事被指成為黎強深陷打黑風暴的“導火線”。

　　“這讓政府在推行公交國有化政策時，感受到來自利益集團的強烈阻力，政令不能暢通。”孫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當時的主流看法是，沉疴難愈的重慶市出租車行業已形成了層層盤剝的鏈條，不堪重負的司機們充滿怨氣。不少司機現在仍堅持這種看法�！岸嗟牟徽f，打個車，5塊錢，三公里才起跳，四個人打個車，比坐公交還便宜，哪個大城市有這樣的情況？”常年跑南岸區線路的出租車司機王歡告訴記者。

　　2009年4月，重慶市公交改革再出新政。其中明確規定，5月31日前交車的民營企業,可以按一輛公交車運營權置換一輛出租車運營權的方式,并按照每臺公交車經營權給予1/3臺出租車經營權的比例進行獎勵。之后退出的,仍然可以“一換一”，但沒有獎勵。這一新政在業內被稱為29號文件。

　　文件還規定，截至2009年12月31日，如果民營企業沒有選擇“一換一”退出客運市場，那么該企業必須要達到500輛的規模，否則將注銷企業特許經營資格，收回其公交線路經營權。

　　至此，重慶民營公交退出了主城區公交市場�！�29號文件是一個透明的政策,是民營企業同意后才執行的。”重慶市道路運輸管理局副局長孫躍說。

　　這次黎強對外表示，“擁護政府的一切決定�！钡�另一種說法是：民營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購要價達到1億多元，與政府談判時的態度非常強硬，導致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自從2008年罷運事件之后，黎強就深陷于麻煩之中。

　　2009年3月，重慶市稅務稽查局通知渝強公司，要到公司查賬。黎強當天決定將公司前幾年的賬目轉移。第二天下午，黎強和公司財務人員將財務資料、檔案資料、私人筆記本、各種檔案等各種資料打包了二十幾個紙箱，拉到公司一成員家中存放。據稱，渝強實業的偷稅比例高達70%～80%。

　　幾個月后，黎強成為打黑風暴中第一個倒下的大佬。

　　“黎強披著市人大代表的紅色外衣，幕后操縱信訪，以行使信訪權為名，謀非法斂財之實。嚴重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其行為完全符合刑法規定的涉黑組織構成要件�！敝貞c市檢察院第五分院的公訴人冉勁在庭審結束后接受記者采訪時稱。黎強涉黑組織形式比較特殊，以合法的公司為依托，采取公司化的管理，形成了比較完整、穩定的組織關系。

　　10月31日，黎強團伙涉黑案庭審結束。對于出租車罷運事件，公訴人卻并未出示任何證據。“法院對任何犯罪事實的認定，都建立在證據基礎上�！�10月29日，在重慶市舉辦的新聞通報會上，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錢峰告訴記者。

　　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訴人未對起訴書中提到的內容出示證據，即意味著放棄了對黎強組織策劃“11·3”罷運的指控。法官們接下來面臨的問題是：如果公訴機關對黎強團伙兩件重要指控不成立，團伙性質將如何認定？

　　一直守在法庭外的不少重慶市民對黎強的落馬反應不一。“這下可以坐放心安全車了�！笔忻顸S海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而另一些市民則有些擔憂，“渝強公司糟了，那我們上下班會不會沒車坐了？”家住魚洞，每天到朝天門上班的會計張衛紅說。

　　重慶市道路交通運輸管理局副局長孫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渝強公司已有政府派專人托管，而黎強所控制的100多條客運線路，也在正常運營�！按朔�打黑，對于規范重慶客運市場環境，整肅安全的社會秩序，都是大有好處的。”孫躍說。

　　“6天的庭審是法制教育。”在法庭最后陳述階段，黎強感嘆。

　　不過，這個感嘆也許來得遲了點。不管他涉黑罪名是否成立，黎強親手構筑的“客運帝國”，都已成為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