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公車私用需要嚴懲，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比公車私用更能產生腐敗，更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因而也更應該得到嚴懲。

　　云南昆明市政府日前規定，嚴禁違反規定駕駛公車上下班，違反規定公車私駕者，一律停職免職。確因特殊情況需要駕駛公車上下班的，須經主要領導批準。

　　公車私用現象屢禁不止，公眾早已司空見慣。君不見：大學開學日，高校校園幾乎就是公車大聚會；高檔酒店前，公車可以排成隊；各個旅游景點中，也不時見到公車身影……近日在網上也熱傳，內蒙古呼倫貝爾市一貧困縣檢察院的女檢察長劉麗潔在短短兩年內，就給新單位購置了5輛新車，自己的公務車更是價值近百萬的豪車。

　　對于公車私用，各地出臺的治理整頓措施也是層出不窮，像河北保定市給公務用車張貼“標識”，河南在媒體曝光公車私用車牌號，杭州更是推出“取消專車，改為發放相應車貼”的車改。這些措施雖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缺乏責任的明晰和追究，使得禁令和規定往往流于形式。

　　相對而言，此次昆明區別于其他地方治理公車私用的最大亮點就在于，對公車私用開出了一劑更嚴厲的“問責制”罰單：違規者一律停職免職，將公車私用和官員頭上的烏紗帽掛鉤，不管其最終效果如何，僅從其治理公車私用的力度和決心而言，就值得稱道。在車改尚未走入制度化軌道之際，唯有加大力度，嚴懲公車私用，雖說難以杜絕，但至少可以有效遏制。

　　當然，昆明對公車私用的問責制，在實施過程中具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其執行力度究竟如何，都值得關注。比如規定中說，“確因特殊情況需要駕駛公車上下班的，須經主要領導批準”，何為特殊情況？只要領導批準就可以公車私用，這會否又和以前的禁令一樣，讓問責大打折扣？

　　同理推之，既然公車私用需要嚴懲，那么類似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公款私用現象都應該予以嚴懲。以公款吃喝為例，昨日有報道說，位于北京西三環地帶上的阜成路，雖然只有3公里長，卻有著一個“大氣”的綽號——“超級大飯一條街”，聚集于此的數十家餐飲企業幾乎囊括了中國的八大菜系，尤其以“燕、翅、鮑”聞名京城。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不少掛著公務車牌照的車輛就會魚貫而入。很顯然，這里有不少駕著公車、來公款吃喝的公務人員。更可怕的是，在公款吃喝背后，已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鏈：通過“漂白”的發票，餐飲業悄然逃稅，公款吃喝者則順利通過財務部門、審計部門的審核與監督。

　　嚴格來說，公車私用只是“三公消費”的其中一個部分，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比公車私用更能產生腐敗，更浪費納稅人的錢財，因而也更應該得到嚴懲。然而，遺憾的是，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上，卻沒有見到相應嚴厲的問責，即便是昆明的嚴懲，也只是針對公車私用，并沒有涉及到公款吃喝、公款旅游。

　　前幾天，有人大代表建議修改《刑法》，設“揮霍浪費罪”遏制公款吃喝。與停職免職相比，“嚴刑重典”可謂威懾力更大，多少折射了公款吃喝的嚴重性。昆明既然敢于向公車私用者“亮劍”，何不再進一步，對更惡劣的公款吃喝行為動真格？再推而廣之，其他地方也應拿出昆明治理公車私用的力度，對一切公款私用現象下“狠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