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孫金龍透露，廣州每年被打的城管達200人，是每年被打商販的100倍。他表示，流動商販是弱勢群體已經是社會的共識，但一些城管在執法過程中遭受的暴力則往往被社會和市民忽視。市民對城市管理要有更加理性的認識，而不能僅是“廉價的同情心”。在城管生命受到威脅時，也要進行有理有節的斗爭，“把暴力抗法制止在萌芽狀態”。(12月1日《信息時報》)

　　首先，我對孫副主任“被打城管是被打商販的100倍”這個數字表示懷疑。100倍，也太“嚇人”了點兒。不知道他的數字是如何得來的，是否經過認真的統計？略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城管挨了打還比較容易統計，畢竟他們是“執法者”；而究竟有多少商販挨打，顯然很難完全統計。有的商戶挨了打也不知該向誰投訴或者是不敢投訴，最終只好選擇了“吃啞巴虧”。這種現象很多地方都存在，我不信廣州就沒有類似情況。

　　另外，我不明白孫副主任用“100倍”這個數字到底想表達什么。或許，他是為了說明城管工作的不容易？或許，他跟河南南陽市宛城區城市管理監察大隊相關人員一樣，認為“如果像綿羊一樣，城管將無法工作”？再或許，他是想說服廣大市民拋棄“廉價的同情心”，跟城管保持“高度一致”？可惜的是，我從他的慷慨陳詞中除了再次見識了某些城管慣有的“暴力思維”，沒有發現一點兒新鮮的東西。

　　小商小販挨打不正常，城管挨打同樣也不正常。只有尖銳到不可調和的矛盾，最后才可能訴諸武力加以解決。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城管和小商小販成了對立的雙方，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現在早已不是那個“與天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年代了，為何還有這么一對“冤家對頭”存在？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徹底反思當前的城市管理制度，而是熱衷于玩類似于“100倍”這樣的數字游戲，永遠解決不了城管的問題，也永遠不可能實現城市管理的人性化和現代化。□喬志峰/文 張兮兮/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