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拆遷條例擬有四大變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透露，雖然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阻力很大，但他認為“民心不可違，民意不可阻擋”。(12月21日《拉薩晚報》04版)

　　姜教授說得很隱晦，“阻力很大”來自哪里？姜教授并沒詳細指出，而此前北京大學的王錫鋅教授明確指出，阻力主要來自地方政府。對此，筆者期待無論遭遇多大的阻力，新拆遷條例都不應成為一個只有“禁止”、“不得”的規定，而毫無懲戒措施的條例。在筆者心中，有沒有強悍有力的懲戒措施，是新條例是否向地方政府壓力妥協的一個標志。

　　新拆遷條例的四大變化之一是明確規定“不得采取斷水、斷熱、斷氣、斷電等方式，或者以暴力、脅迫及其他非法手段實施拆遷”。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改變，但我以為，專家們更應在責任追究上下功夫，如果政府違反了這些規定？該承擔怎樣的責任，有關負責人該受到怎樣的懲罰？這些更應該是重點中的重點。

　　沒有懲戒的法規是很難被人信仰的，我們的很多法規，看起來很嚴格很規范，“嚴禁”這“嚴禁”那，但違規后的懲罰呢？語焉不詳。這樣的法規屬于虎頭蛇尾的法規。從保障百姓權利角度看，沒有保障的權利不是權利，物權法》實施之后，在一些地方，保障百姓私有財產權仍然不過是一句空話，由此可知，我們決不能僅僅滿足于將保障權利寫進法律條文里，更要在懲戒措施上拿出細則。

　　筆者期望新拆遷條例應該跳出只重視“禁止”而忽略“懲戒”的窠臼。

　　除此之外，有必要在監督審查拆遷上立一個規范。客觀地說，新條例明確政府是拆遷主體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新意，現有的拆遷悲劇的主題實際上很多就指向地方政府，目前的很多問題在于，裁定屬于違規建筑的主體是地方政府，主導拆遷的主體仍然是地方政府，這在程序上是有漏洞的。誰來監督政府拆遷？這就需要一個監督和審查的機制，筆者希望人大或法院在這方面能發揮作用。

　　有禁止性規定，有懲戒措施，有監督審查機制，這三者三位一體才能打造出符合民心、民意的新拆遷條例。（歐木華）